摘 要
纵观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的历史，技术革命带来的不仅仅是生产组织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也带来了管理模式和风险保障方式的变迁。工业革命以来产生了符合工业社会生产规律的节律化、规则化时间结构、空间结构及工业组织章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现代福利国家的基本制度安排。当前，方兴未艾的数字化和数字革命浪潮彻底挑战了工业化以来所形成的独有组织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同时产生了大量新兴业态的数字就业者和数字创业者。数字时代就业形式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高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与工业化时代的“固体”结构相比，其更加类似于一种不断流动变换的“液态结构”，新时代的社会政策必须要适应这种结构性转型以建立符合“液态时代”的民生保障体系。这不仅要求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政策机制脱离工业社会固有的制度安排，例如岗位、身份、单位、编制等，提供灵活多样、高弹性和随时而变的社会福利待遇，同时也要充分运用算法和算力等新质生产力媒介，为流动社会中的原子化个体建立动态立体的风险图谱画像和实时风险追踪，根据每位个体在不同生命阶段中不断变化的状态和即时需求形成实时适配的“福利待遇组装”，从而在平衡现金收入、子女教育、家庭需求、风险保障等多重需求变化的基础上提供即刻所需的福利保障待遇。如果说工业社会是福利国家从“制度理性”的角度为多数就业者建立了强制的固态社会保险形式，那么数字化时代的社会保障则是综合了个体在生命历程和变换状态中的“微场景”“微动态”和“微需求”所形成的一种不断变化的“风险保障溪流”。
关键词 流动性 社会政策 液态社会 算法 风险 重构
一、绪论
工业革命以来，大机器转动的巨轮带动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类社会的劳动观念和风险保障形式也随之嵌入到工业时代的逻辑框架之中。现代社会中所产生和建制的社会保险制度正是脱胎于工业文明，其运行的基本逻辑与工业时代的时间与空间观念紧密相连。从时间维度来看，工业社会将过去农业经济和自然经济中的自然时间和个人时间抽象凝结成为标准的工业时间，时间的“社会化”和“均质化”成为这个时代重要的制度性特征。从空间维度来看，传统的个人劳作空间（例如乡土和田园）被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空间（例如工厂、公司）所替代，工业空间由此构成了基于专业分工的劳动力在物理空间上的高度集聚。时间的纪律化和空间的集中化构成了现代社会保险得以诞生的时空基础。对于多数人而言，共有的工业标准时间和工业组织空间则意味着就业人群的生命轨迹、职业轨迹和风险轨迹持续沿着标准的工业时间轴线和空间范围而展开。从风险社会角度来看，由工业生产逻辑来识别、判定主要风险遂成为一套具有社会通约性的标准规范和共识。可以说，工业社会的组织逻辑与制度理性推动着符合这个时代规律的保障形式的产生。
工业社会形成的社会保险制度得益于相对均质匀速的社会时空环境，也得益于多数人较为固定的职业生命历程。在一份工业图景下的经典社会契约中，社会保险制度扮演着降低社会风险、生存保障和延续福祉与福利、提供稳定社会预期的角色。然而，这一切并非是理所当然的圣化逻辑，当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演进时，工业时代的福利秩序受到撼动而动摇了，这一切缘于多重性社会变迁的进程之中，例如服务行业的就业比例和白领职员、管理人员的比例在先发的福利资本主义中逐步超过了蓝领工人。另外一个重要变化则是灵活就业和不稳定就业数量的大幅上升，多种形式的灵活就业出现弱化了工业化高峰时期的成熟社会保险制度。面临着新形态就业的涌现，风险保障的形式也不得不灵活化和多元化，各种亚形态的社会保险形式不断产生，例如针对临时工的“减缩版”和“打补丁式”社会保障，又例如针对艺术家和自由职业者的“行业性互助保险基金”等。
如果说灵活就业、非稳定就业和非正式就业共同构成了一种“亚工业”形态的就业，传统的均质社会保险制度需要依靠一些补充逻辑和“打补丁”手段来重组社会保障的功能，那么新质生产力所产生的新型态和新业态则构成了一种“超工业”形态的就业，特别是数字化时代的数据、算法和算力等构成了一种完整、全新的资源组织链条。其具备较强的潜力提供一种不同于工业社会组织形式的底层框架，在这样的条件和情景下所产生的就业形式呈现出与工业时代根本不同的图像特征。本文主要聚焦于数字经济时代所产生的众包就业、零工经济和数字创业，而不是将研究的焦点瞄准数字经济时代之前的灵活就业。两者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也具有一些显著差异。我们所称之为数字零工经济的平台就业、网络创业等一般是指建立于新质生产力特别是算法基础之上的、实现供需即时和瞬时匹配的就业形态，互联网、平台和APP等往往成为新就业形式的基础条件。而另一个普遍流传的概念“众包”则是指企业或平台将其全部或部分工作任务转包给非特定的、匿名社会大众，调动社会的闲散资源来完成企业或平台相应的任务。无论是数字零工经济、平台的众包任务还是数字直播等，其核心都离不开大数据为基础的计算力，算法是新业态就业的底层逻辑。
在数字平台经济时代，工业时代组织纪律和时空维度所确立的组织框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传统就业形态所依赖的稳定性也随之动摇。以众包为基础的数字就业者首先享有了前所未有的时间自治性和自由性，虽然这种“自由性”也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但众包数字工人往往可以按照自身的生活惯习、即时生活需求和时间节奏来确定上班和下班时间。一旦进入到数字平台经济的“秩序世界”中去，数字就业者又不得不时刻受到算法所确定的“精算时间”的支配，需要根据算法所确立的任务时间来按单完成每项任务。于是，平台组织下的零工经济呈现出高度“原子化”和“算法化”的特征，就好像化学实验中每个原子划出的轨迹皆有差异，平台经济中每个数字个体的时间轨迹也是相互异质的，同时算法所呈现的“高算力、理性化时钟”也塑造了数字零工从业过程中的工作时间轨迹。不仅时间维度发生了巨变，空间维度也与工业化时代形成了显著的落差。与工业化时代相对而言“集体化”和“聚集化”的共有工作空间相较，数字平台经济时代的空间也呈现出“多样化”和“异质化”的特点，无论是骑手、网约车司机还是配送员，算法根据即时信息所生成的工作路线、所经历的街市街道和城市空间场景等皆不相同，共有且固定的工作环境被差异化的“实时空间图景”所替代。随着数字经济中时空序列脱离工业社会的轨道，一种基于稳定工作时间、稳定工作空间和有序工厂纪律而形成的风险保障制度很难再“刻舟求剑”式地原样复制，这正是工业时代所形成的社会政策特别是社会保险很难适应算法时代的根本原因。当所有的前置条件皆处于变动中时，需要改变的可能就是制度设置的本身。
设若我们要为算法为支配基础和底层逻辑的新数字社会寻觅社会政策的新路径以实现数字社会保障的基本目标，我们就需要认真探索和解析数字社会和数字经济所呈现的一些基本逻辑规律与基础运行原则，同时也需要从理论上对这样一个新时代做出深刻解释与把握。鉴于这个时代呈现出高度“流动性”“漂移性”和“加速运行”的特征，我们需要一些社会学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和思想导图，借助思想家的理论资源宝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前行。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流动的现代性及其在社会保障领域的运用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是波兰裔英国社会学家，自2000年以降，他用“流动的现代性”这一社会学概念和修辞来描述及展示21世纪以来社会结构的变化。与之相较的则是20世纪初的工业社会，其特征于鲍曼而言则是一种“固态的现代性”。固态现代性追求的是一种对于稳定、坚固和永恒不变秩序的论述，一种较为延绵持续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特征构成社会的主流，例如工厂制的生产就业方式、劳资双方的雇佣关系、终身雇佣制度、民族国家所推动的福利国家建设、坚固的工会组织，这些皆可被视为固态社会的制度安排。固态的现代性往往坚如磐石，社会是一个持久、庞大和恒久存在的坚固实体，人们在坚固的制度设计和坚甲般的制度保护外壳中设计自己的未来，固态社会也具有坚实社会结构中所具备的稳健性和可预期性，但同时显得笨重僵化，难以改变。而21世纪的全球化、信息革命和新技术革命则开启了一个“流动现代性”阶段，与“固态”现代性相较，“流动性”意味着轻灵、瞬时、可塑，同时也是一种缺乏固定形状和易于变化、稍纵即逝的状态，因此流动的现代性又是一种“轻巧的现代性”。“固态”社会时期扮演着稳定预期角色的社区、工厂、工会甚至是民族国家的“固态容器”都出现了功能性弱化，信息、资本、精英均可以在无固定边界的寰宇全球自由流动，社会组织形式甚至是基本价值观都出现了持续的变动和转迁，我们的生活也被割裂成为一系列短暂的“此刻”，人们不再追求长期目标，而是转而追求短期和即时的“此刻满足”（instant gratification）。对于个体而言，“液态”社会可能意味着可供人们选择的自由空间大幅增加，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随之显得更加多元和自由，但人们同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流动性”风险，由于缺乏可依靠的集体框架，风险逐渐从传统的组织机构和社群结构下载给原子化的个体，数字时代的孤独感和焦虑感均持续上升。如果说工业社会人们是用自由来换取安全（例如工厂的生产纪律也同时带来了稳定收入和社会保障），那么“流动性”现代化时代则是人们用安全换取了自由，人们固然获得了更多的自由选择权，但失去的则是旧时代坚固福利国家之保障。
齐格蒙特·鲍曼关于液态现代化的论述可以很好地运用到数字时代社会政策和民生保障领域。以算法为核心基础的数字平台经济极大推进了社会从“固态化”向“液态化”的转移和变迁。新业态就业形式的迅猛增加不仅是新技术革命和新质生产力推动就业市场转型所产生的一种客观结果，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这种新兴数字经济及算法经济的形式适应了现代社会“流动性”日益增强和“自由选择权”观念不断升高的基本趋势，因此新业态就业遂成为越来越多就业者主动选择的一种就业形式。而在“自由”与“安全”、“即时福利”与“长期福利”这样的价值选项的偏好确定中，越来越多的数字从业者给予了“自由”和“即时福利”更高的权重。当然，在这样的算法就业制和新自由支配主义价值观的相互推动下，数字市场中原子化个体的生活保障和福利保障遂成为社会的新兴问题，其再也无法在工业社会的既有固态框架和固态思维下来解决。在这样一种新社会秩序和前所未有的新价值观体系中，社会政策和福利保障所基于的思路也必然是从“液态社会”这个基本社会趋势出发的。
（二）算法基座和超经验时代的范式转迁
现代科学来源于西方中世纪的人文主义启蒙阶段之后，以实证为基础的现代科学是对欧洲中世纪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神学”之超越。神学领域的认识及把握世界的模式主要来自于超验主义的哲学观，也就是无法验证的、超越现世的、宣称自有永有的超自然存在体预设了世界的创造与存在，在这个先验的基础之上衍生出了关于世界和世间万物关联的认知。现代科学产生则是与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理性化”观念高度相一致，科学的产生就是一个先验的、超自然世界的解释模式特别是巫术逐步“祛魅”的过程。现代科学建立于经验世界为基础的实证研究之上，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有助于人类认识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基本运行规律和运作原理。现代实证为基础的科学在产生的过程中形成了典型的研究范式，例如归纳与演绎就经典地呈现了理论通过经验事实而被建构的过程，也反映了理论一经建立成型之后具有持续的生命力来指导后续的实证研究。实证研究也形成了经典的研究路径，例如基于理论形成研究的假设，然后通过合理的抽样调查（通常是小样本采集）、运用定量和定性的手段对研究的假设进行验证，在获取结论的基础之上可以进一步对原初选定的理论进行扩展性分析和探讨，在此基础上理论可以得到新实证数据的补充与丰富，从而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不断展开，则自然构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的“理论→实证→理论”研究循环。
然而数字化时代及算法时代的来临则使得我们认识和观察客观世界的方法论发生了巨变，我们称之为“算法基座”为底层逻辑下的新认知系统和认知范式。这一概念认为算法已从一种技术性工具演化成为一种重塑社会形态、治理逻辑和知识产生方式的基础性架构。同时，此概念也揭示了一个根本转向：社会再分配、公共政策、社会治理及实践的逻辑日益建立在大数据驱动、算法建模和算力支撑的系统性底架之上，其核心特征表现为从局部经验归纳向全量涌现的认知迁移，从抽样调查及局部实证到全样本分析的方法革命，进而推动研究和社会实践的范式从“理论驱动”到“算法驱动”转型。“全量涌现”意味着算法能够根据实时生成的全样本数据流，敏锐地捕捉到社会系统中的非线性、多因果、动态关联的复杂模式，这种模式往往超越既有的理论框架和直觉认知模式，同时也超越了抽样研究中所使用的有限变量、有限方程式和有限解释模式，形成一种系统自组织的“超经验洞察”。与此前所述及的超越经验世界和客观物理世界、无法实际验证的“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不同，“超经验主义”（trans-empiricism）是一个基于数字时代客观社会现实和数据流动所产生的与时代相对应的概念。“超经验主义”认识论并没有脱离经验世界，也没有离开现代科学所构筑的“实证”和“循证”等基本认知范畴，而是超越个体和局部经验的某种“擢升认知维度”，其核心在于“整体对于局部”的超越、“全体对于个体”的超越。这意味着，算法通过同时处理人类活动所产生的海量甚至是全体数据，产生了多变量、高维度、海量涌现的系统性信息，其所得出的结果可能是反直觉甚至难以“翻译”成为人类现成语言的，这是人类认知维度在数据涌动和汇聚加持下得到的重要提升，但其根源依然是来自于人类经验世界的活动。在大数据和超大样本及算法的支撑下，传统的理论假设、实证研究、有限样本的归纳演绎，逐渐让位于全量数据下的算法模型构建以及复杂关联和因果之构建，这也是人机互动所带来的全新模式：研究人员通过算法模型挖掘变量间的复杂和非线性关系，并形成从复杂关联中发现超级复杂的终极因果之新路径。大数据甚至是全样本所形成的“新全体主义”将逐步取代前数字和前算法时代的小样本为基础的抽样研究。这样一种从理论归纳演绎到算法驱动的“全量涌现式”观察模式，必将在社会科学、公共管理和社会政策领域掀起一场“新范式革命”。
算法基座和超经验主义所形成的新社会现实主义结构对于数字时代的劳动市场和社会政策的设置将形成深远的影响。在此框架下所构成的新方法论和新观察世界的模式符合了数字时代“流动性”和“加速社会”等基本特征，当一个社会处于时时变换、持续流动、不固定的“液态”情景时，就需要建立与流动和漂移相适应的劳动保护和社会政策体系。而算法基座所提供的“新全景观察主义”也正好提供了一个新契机，我们可以运用大数据综合和算力汇集等方法和手段来对日益数字原子化的个体进行跨生命阶段的、跨生活状态的全阶全景扫描，从而形成实时社会需求和福利需求的精准追踪，在此基础上数据和算法也将智慧地生成每一个生涯历程阶段所需要的针对性社会保障。在一个流动性日增的时代，社会政策的基础配置也将是流动化、多样性和适时而变的，在这其中，大数据为基础的算法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三、“液态社会”和“算法底座”所构成的社会政策新思维
（一）数字时代流动的复杂性
工业社会根据其生产逻辑和组织逻辑将庞大的制造业大军吸纳进入标准化工业时间和空间所构成的工业矩阵中去，规范着人们日常生活和就业的时间节奏与各项活动的编排。数量众多的劳动个体，就如同被填入这个矩阵的一个个数据点和单元格，而工龄、工资、工种等结构化和制度化的安排则构成了这个矩阵的坐标轴，指导及规划出一种均质化的就业形式和标准生命历程。我们可以将工业社会理解为一种时空单元格固化形式下的强稳定结构，既包含着工业制度的实体化结构，也包含着一种对于未来稳定的认知预期结构。而我们所熟悉和惯习化的社会保险制度正是产生于这样的固态社会结构之中，也呈现出浓厚的“固体化”和“实体化”的特征。其基本的逻辑出发点为：根据工业社会的时空矩阵和工厂纪律等基本特征所产生的“标准化生涯”假设，将劳动者抽象化为相对均质的个体，通过立法强制将标准化就业人群纳入到几个固定的“保险”篮子中去（例如我们通常所言及的“五险一金”或“六险一金”模式）。
传统以就业为基础的社会政策体系就像是一座为工业时代而设计的“刚性建筑”，其具体形态由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几个险种固定构成，就好像这座工业建筑之上的“承重墙”，支撑起整个大厦结构，但也可能导致结构僵化，难以根据新时代的社会变迁进行转移设计。而社会保障待遇的资格受益和待遇条件等则与“标准就业”“单位”“编制”“户籍”等深度绑定，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固态化身份才能享有社会保险的权益。待遇设计也体现出了较强的“固化”特征，福利国家根据资格和权益的积累提供整齐统一的社会保障待遇，宛如一个预制模板和构件而生产出来的“福利砖块”，无法根据接收者的实际需求而灵活切换组合。总体而言，工业时代所产生的社会保障是现代“社会契约”的核心体现，也即就业者让渡部分权利，履行缴费义务，以换取国家社会保险机制对于社会风险（病老伤残等）的集体庇护，这是一种“身份—权利—义务”的固态性捆绑。
然而，随着我们从工业化社会逐步向数字化社会过渡，数字就业市场通过平台组织、算法控制和众包机制催生了不同新业态领域的大量零工经济，按照齐格蒙特·鲍曼的观点，我们正在迎来一个信息化推动的“流动社会”，过去我们所经历的固态化结构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转型”。这场转型的核心特征就是“数字时代的流动性”，工业时代形成的由固定时间和固定空间所构成的工业矩阵框架及附属于其上的固态逻辑瓦解了，数字劳动者获得了时间支配的巨大自由，传统的节律化、时钟化、纪律式的工作时间让位于自主的工作起始和结束时间，上下班的概念不再适合于新业态劳动市场。由此产生的巨大变化是工业社会相对而言比较均质的时间转化成为高度异质、个体化甚至是碎片化的“微时间片段”，在时间框架被打破的同时是工业时代的纪律机制和严格的实时面对面控制形式的瓦解。在空间领域同样经历着实质性变化，传统实时固定的工厂空间被一种“异景”“异场所”的实时“微空间”所取代，例如外卖骑手每日穿梭于由不同顾客、商铺、街道构成的、不断刷新的“城市场景流”中，这与在固定场所面对固定同事的工业经验和客观体验截然不同。
在时空序列的巨变中，传统工业时代大厦的“砖块结构”也在数字流动社会中失效，过去时代的固态化安排例如根据劳动契约而来的雇佣关系、身份编制、岗位设置等都在数字化时代显得不合时宜。在看待和认识新业态领域的数字零工和数字创业者时，需要避免一种先入为主的、带有先验视角甚至是偏见化的分析模式，也不能带有一种研究者特有的“高高在上”的姿态，这在社保研究领域尤其要注意避免。我们需要防止一种判断在先的思考模式，也即预先将新业态从业者视为弱势群体，再从这个特别选定的视角出发去假定这个群体缺乏社会保险，需要现代社会保险制度特别的“关照”和“庇护”。对于新业态领域大量新就业形态的出现和快速增长，必须认识到这是社会新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新质市场经济中供需关系匹配的结果，以算法为基础的平台经济适应了这个阶段生产力发展的需求，同时也适应了市场中广大消费者的需求，也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了数字从业者的主观需求和愿望，所以才能雨后春笋般地发展壮大。数字经济和算法众包主义的崛起绝非一个临时偶然的社会现象，也并非一个临时短暂的过渡状态，某种意义上而言这可能是一个长程转折的起点，也是数字生产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和阶段的必然结果。数字经济及其就业人员的大幅飙升首先是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时代的服务型社会以及向数字、智能社会持续转型中的必然社会现象，是大量从业人员“脱离工业生产领域”以及游离于制造业生产领域之外所必然产生的结果。同时，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带来的新自动化和“去劳动力化”浪潮极大稀释了第二产业中的劳动力聚集密度，带来了“制造业领域劳动力大撤退”的转折。数量庞大的数字就业和数字创业也是社会对于变迁和挑战的某种主动回应，一旦这个宏观的历史进程开始启动，那么这样的新就业潮流就将势不可挡地在社会中扩散，并迅速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惯习，一种与过去工业文明时代迥异的新生活方式和新就业方式。这种新“就业—生活”模式和新文化形态正是产生于工业化时间和空间矩阵之外的一种新社会化机制，人们对于时间和空间的见解与工业时代的节律具有本质差别，而且一旦脱离这种时空节律的管辖就很难再重新返回过去的那种固化框架。本质而言，工业社会和数字社会已不可逆地形成了两种不同社会化环境，形成了各自的闭环逻辑。
从以上角度来理解新业态就业的“流动性”，就可以建立一种不同于传统社会保障的学术观察视角。数字就业和创业市场的“流动性”，并不能仅仅从“新风险群体”面临的困境角度来理解，因为我们所见所闻的“流动性”很可能是社会结构性改造和变迁所推动产生的结果，也是千百万个体在市场中主动选择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新兴群体的主观意愿和偏好。这是一种在传统工厂坐班制、流水线与新自由支配主义之间的一种主动选择，这也涉及到对于“自由”和“自由生活方式”的一种理解，以及对于层级制和面对面的时刻上下级支配和控制关系的一种“主观厌恶”和“逆向运动”。我们当然可以反驳这样数字市场里的“自由”并非“真实自由”，“自由”背后还有更加精巧和隐藏的平台算法机制的操控，或是指出这种自由根本就是一种“虚拟”的自由，或是“幻象”的自由。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即使为了这样的表象化自由，大量数字就业者也不愿意回到那种时间和空间精密划分的、按时按点、打卡上下班的工厂主义式“窗格”里去了。“流动性”，既是一种社会变迁后某种因果律支配下的“宿命论”，也是劳动市场中许多个体有意识选择的一种结果。在数字劳动市场中，就业者个体的主观判断和偏好是一个重要变量。
在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流动态”下，我们对于社会政策和就业保障的求解也应放在这种具体的情景之中。如果以工业时代的思维来求解数字时代的社会保障，就必然会产生“失配”（mismatch）的问题。
（二）固态时代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与“数字流动社会”的失配
学术界对于新业态从业人员社会保障的认识也是逐步推进和加深的，从最初关于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的争论，到参照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模式将其纳入现有的社会统筹，再到开始针对新业态本身的职业行业规律性特征探索单建统筹，整体而言学术界对于数字时代的就业和创业及其社会保障的研究不断深化。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往前推进一步，认知到数字就业与现有工业化的框架和底座存在着基础性“失配”的问题。
工业时代时间和空间坐标轴以及严格固化的职业纪律和组织章程等是以职业为基础的社会保险的根本基础，正是在这样的矩阵框架中才能形成稳定的雇佣关系，由此而形成了坐班制、月工资、长期雇佣、职称晋升、连续缴费等基本的职业制度安排，也是在这些要件的基础上形成了缴费基数、缴费费率、缴费年限等对于社会保险而言不可或缺的核心技术措施。数字时代的平台经济和零工从业进而“数字游民”等创业形式彻底冲破了工业时代的框架矩阵，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时间化和空间化的规制和章程无法适应数字市场的客观现实。日益个体化、零碎化、任务化的接单形式和自创业形式构成了数字时代从业的基本特征，工业时代所形成的上下班、月工资、持续稳定的雇佣和就业关系等无法再原样复制到新业态各领域，于是传统“固体状”社会保险制度无法再按原模板在“流动劳动市场”中运作。针对这样的新情况和新态势，学术界也提出了相应的创新方案，例如按单缴费、按社平工资的一定比例缴费，又例如识别利益相关方以实现多方共担责任的缴费制等，还有便携式福利账户等。
各类关于新业态就业参加社会保险的方案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探索性研究和前沿研究的创新性，然而一个关键且易被忽略的问题则是：我们所提出的几个类别的社会保险方案还是承接着工业化时代的基本思考方式和逻辑惯习。我们根据工业时代的标准化就业和标准化生命历程构建了几种固定的社会保险险种，这些基本制度安排的确也符合了工业化成熟时期的社会基本需求。然而，这些由工业时代宏观制度理性而衍生出来的横向并列式社会保险险种确然是数字市场中数字零工和数字创业人员的迫切所需吗？我们按照工业时代的基本图纸来“按图索骥”、寻找方案，这样能够校准数字市场里的真实需求吗？在这里，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就是放弃“代入式”的思维和认知模式，也即并非先入为主地假定研究对象和群体需要我们所设立的保障项目，然后再根据这个假设前提去实施相应的制度设计；而是采取“接入式”的方法和立场，也即以设身处地的角度去了解和感受当事人的立场，从受众的角度来思索新场域中所面临的真问题，从而得出更加符合社会真实需求的结论。
根据笔者及团队过去五年在淮安、杭州等地展开的平台经济的实证调查以及疫情期间对于数字劳动市场的研究，我们主张以一种“沉浸式”和“情景化”的角度来理解新业态从业者的真实需求。社会保障需求是数字从业者需求中的一种重要需求，但并非唯一需求。作为一个理性行动者和理性决策者，新业态从业者会根据自身的情况（包含家庭状况、收入状况、年龄变化及个人对于风险认知和风险变迁的评估等）做出适时的理性判断。多数情况下，新业态就业者会对自身所面临的风险以及社会保险之重要程度做出比较适当的判断，在不同场景、不同年龄阶段的就业人员会对社会保险不同险种产生不同需求，我们可以称之为“强需求”“中需求”和“弱需求”。如果对一名20岁的数字平台经济就业者做一个标准画像，我们发现他在这个阶段面临的主要风险往往是技能过时、收入不稳定、创业难度大、流动性紧缺，而对于有家庭和养育孩童的青年就业者更是如此。在此一状态下，从业者往往会将现金收入和现金流动性看得更为重要，他们也会认知和重视当下的风险，例如外卖骑手高速疾驰中所面临的交通事故风险，过度承压和疲劳之后所产生的身体状况的波动及疾病风险等，由此他们会普遍产生对于职业事故保险和疾病保险的认同，而对于远期风险例如养老和老年照护等风险的“即期认同感”则相对落后于前面两类险种。如果在收入相对充裕的情况下，年青的新业态就业者也普遍会考虑到“养老”话题，但如果养老保险的缴费与当期的现金收入流产生冲突而出现了“流动紧缺”，从业者往往对参加养老保险持有一种被动和消极的态度，因此养老保险在此一阶段并非“强需求”。这绝非我们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短视”或“短期思维”，而是在平衡了各种需求和当期重要性后一种比较理性的抉择。如果在此一阶段强制将稀缺收入的相当比例投入到养老保险中去，无异于牺牲当下的生存安全去换取遥不可及的未来保障，这对个体而言不仅不合理，反而可能会因为现金流动性下降而加剧当期贫困的可能性。
而对于一名平台经济中30-40岁的典型中年就业者做一标准画像，其通常处于职业生涯的高峰期，同时也面临着养家的较大压力，这时现金收入往往要优先投入到购房和子女教育等领域，而无法将过多的收入资源投入到远期风险中去（例如养老领域的长期照护风险），如果将收入中的相当一部分按比例投入到养老保险、长期照护保险以及企业福利和保险类别的企业、平台养老保险等，就可能扭曲了资源的生命周期配置，导致社会保险的制度性设计无法与当前的实际需求匹配，从而产生“错位”和“失配”的问题。从本质而言，这是一种“时间错配”和“风险错配”，静态以及相对固化和稳定态的工业时代的制度安排无法响应个体在流动中的实时、主导性和不断流动变换的风险。固态社会中由于标准化和匀质化比较易于定义结构性需求，并将其转化为个体性需求，然而在液态社会，过去千篇一律的结构性前提消失了，整齐划一的福利待遇供给也就显得落伍于时代了。这正是当代社会政策及民生保障体制所面临困境的真实写照：如果我们试图用静态的框架去框定流动的生活和流动的风险，那么我们所构建的解决问题方案就一定会脱离时代，必定会与社会现实产生巨大的鸿沟，产生系统性的“错配”问题。解决数字时代的保障，也必然要从流动性的社会现实角度出发来寻找与流动性时代适配的社会保障方案。
（三）“液态”社会政策：基于算法的“流变式”风险保障方案
随着高流动社会的来临，过去时代所积淀和惯习化的机制和生活方式产生了剧变，年轻的新世代对于工作-生活-闲暇时间的理解与工业时代产生了显著差别，此外，人们在生命历程中所经历的风险也与工业文明时代相比具有较强的异质性，因此对于风险的理解也较为不同。由此我们需要超越过去“固态砖块结构”的方式来思考福利保障及社会保险等，转而思考与液态流动性相适应的新保障模式：在算法和算力等新质生产力日益影响和支配人们工作与生活的时代，我们需要构建一个能够即时捕捉人类生命风险的智能生态系统，我们也可以称其为“动态风险防御系统”，对居民和数字市场中的零工就业人员和自由创业人员进行实时的风险捕捉和扫描，在此基础上建立适配的社会保险机制。在此系统中，其“神经中枢”正是我们所提到的算法基座，大数据和算力为地基的系统中枢为捕捉实时的动态信息建立了稳固的信息基础，提供了基于“信息流”的实时动态信息。与“砖块结构式”福利和风险保障相比，“液态流动式”福利所面临的风险易变性要高得多，社会风险保障不再被理解为一系列固态的险种，而是化为可自由组合的“保障微单元”，如小时级的收入保险、按接单而来的每单保险、特定技能的培训券、一次性住房补贴等，以及APP账户被短暂冻结后的实时收入损失补贴等。而这些“微单元”随着人群的不同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同时也紧随年龄变化和生命历程的变化随之自动更新和修正，其形态是“流质”的，并无具体固定形态。而算法、算力为基础的风险防御系统能够像调节水流一样，根据个人和家庭的“实时风险地形图”，将人生中的这些流动性风险和微单元汇集起来而构成一种新型态的“保障溪流”。
这种类型的智能风险防御系统实质性地构建了一个“液态”性质的个性化安全网络。算法决策模式构成了一个动态的、自适应的保障系统，可以为数字市场的微观个体及其家庭实施精准的“数字保障画像”，这也是一副实时动态的“风险景观画像”。算法基座通过分析个人的微观生活轨迹、职业轨迹、收入流水、消费结构、家庭构成、地理位置、技能证书和技能素养等，为每个人建立一个动态的“实时风险仪表盘”：对于一名20岁的单身零工就业人员而言，仪表盘高亮显示的风险是“技能贬值风险”和“收入中断风险”，对于一名35岁的二胎父亲而言，其仪表盘高亮的风险则可能为“子女教育支出风险”和“家庭核心收入者收入连续性风险和健康风险”等，而对于一名50岁的骑手而言，仪表盘高亮的风险则可能为“年龄而来的健康风险、身体机能日益衰退导致的脱业风险、养老风险”等。系统根据个性化的风险画像，辅之以大数据为基础的算法推算的结果，会建议从庞大的“福利政策工具箱”中提取并组装一个实时的“个性化福利组合”，根据精密的数字风险分析从而为每位个体提供适时的福利需求组合：例如系统会建议为刚刚入职的零工就业者提供“创业启动包”，这个组件中包含有职业培训券、微型收入保险、创业小额贷款贴息，而远期的长期照护保险和养老保险费用则允许在这一阶段暂时调低甚至冻结。而针对35岁的零工市场的二胎父亲，系统则经过算法的精密演算而推出相应的“家庭责任包”，在这样的保障组合计划中则包含了“教育储蓄匹配金”“儿童照护援助计划”“家庭成员补充医疗保险”等。系统作为以算法为基础的智能生态系统可以自动调节、实施“触发式转换”，一旦客观情况和环境发生了实时的显著变化，系统就会推进“动态福利项目更新”，当系统监测到新风险，也会实时推动福利项目的转变和重新组合。例如当算法监测到数字就业者年逾45岁、且患有急性病或慢性病时，系统会自动提示并将风险保障的重点逐渐切换到更加注重健康保险和长期养老的模式。
数字时代流动的“风险保障模式”将实现一种真正有别于工业时代的社会政策范式转换，我们极有可能实现一种从“供给导向”到“需求导向”的转换。过去福利国家基于宏观的“国家理性”和“制度理性”提供了一套一刀切的方案，其实质还是国家根据工业社会的常态而为社会成员进行了符合其时代特点的“理性化设计”和“制度化筛选”。而数字化时代由于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的高速流动变化使得整齐划一的固态福利方案逐渐显得不合时宜，此时，决定公民福利状态和福利组合的方案和机制将不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垂直决定”，而是基于算法来识别和发现每一位从业者的真实社会需求和福利需求。因此，未来的福利供给和获取将更多是一种“水平决定”，也就是根据横向的每位个体实时变动的“风险流”和“福利保障流”来“动态组装”出合理的福利保障项目设计。这也是一种从固态社会的“身份”为基础的保障（例如正式雇佣关系、编制、职工职员身份等）转变为液态社会中以“行为”和“状态”为基础的新保障模式。过去社会政策中的福利政策制度安排倾向于从资格角度识别“你是谁”(例如失业者、老人)，而现在则转向重点识别个体劳动者在数字市场中所处的每时每刻之状态（例如面临技术过时风险、临时收入中断和突发大额医疗支出风险等）。这种新保障模式有助于穿透传统身份保障而带来的“福利壁垒”，例如编制和正式就业等，而可以覆盖那些在“固态”体系中渗漏下去的个体，例如千百万不符合传统社会保险条件的零工就业者和数字游民。总结而言，传统工业体系中盛行的是“我们提供什么、你接受什么”的思维，而液态时代的社会保障则遵循“你需要什么，系统则实时组装并输送什么”之新则。这是一个由需求驱动、算法系统精准响应的按需分配模式的雏形。
这场从“固体态”到“流动微粒态”的大转型，深刻反映出支撑社会政策的逻辑和规范性基础发生了变化，这也意味着社会政策从保障一种“应然、标准化的”生命历程而转向护卫每一个人“实然、独一无二”的生命轨迹。社会政策不再是从一种宏观的制度逻辑和整体理性出发来设计一种强制的社会保险和保障机制，而是根据每位个体流动变化的“风险溪流”来动态回应个体在生命历程中的流动需求。这也意味着国家和政府角色需要相应的重构，从过去时代的“资源分配设计师”转化成为“复杂生态的调节者”，其核心任务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复杂保障体系的“系统构建者”，而是培育、修剪和维持一个能够自主适应、顺势而为、具有高度自调节能力的社会保障生态系统。
四、结论：超越工业时代的“算力支撑型”社会政策
随着当代社会加速从工业文明社会向数字文明社会的转型，原有劳动市场已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这场“数字时代大转型”的影响。无论是在发达经济体，还是在新兴市场中，以算法为运行底座、以众包为基本原则的平台经济皆将数量日增的新业态零工就业人员“卷入”到日益数字化的劳动市场中。此外，在年青世代普遍流行的数字创业（例如直播经济、短视频经济和流量经济等）正在以前所未有之速度在我们社会辐射、扩散。如果我们依然沉浸于既有思维定势和认知惯习，试图运用工业化的思维来求解算法世界下的社会政策问题，那么当下社会政策和民生保障就基本无解，其根源就在于算法决策下的“组织模式”不同于工业化形态下的基础结构。算法构成的“基础底座”彻底改变了工业社会中个体与社会、个体与经济生产组织之间的固有关系，产生了新兴的“生活—就业”关系下的非标准化时间结构和空间结构，特别是催生了与工业组织纪律和组织章程完全不同的个体化、流动性自组织原则。在这样的社会结构突变的背景下，工业时代所形成的固态就业、固态参保、固态缴费和固态权益就显得与时代脱节了。在“流动现代性”时代，数字市场中就业和创业个体的就业、参保、缴费和权益等都转化成为非规则的、形状不固定、高频变动的“液体流动”形态。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具有流动性质和状态的大量新兴业态仅视为一种过渡时期的就业形式，更不能将其视为正式雇佣关系之外的一种“非常规”“非主流”的边缘就业形式，相反，我们所经历的时代可能并非一个“临时状态”和“过渡时期”，而是一个长程演变过程的开端。在此岸世界尚是工业文明时代形成的纪律化和规范化就业，而在彼岸世界则是算法调节和驱动下的自组织性液态就业，而这种代表未来方向性的就业正在向我们当代社会呼啸奔来。
我们所推动建立的新社会政策也必须基于这一由范式变迁所催生的新结构性现实。任何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的建立、发展及演变，都必须适应持续渐变和更新的社会基础，而非反向地让现实适应既定的政策框架。后工业化数字时代的理念世界主要由人们自由支配“生活—工作”之间的关系和节律节奏之强烈意愿所驱动，这样一种生活领域的“新自由支配主义”成为一种难以逆转的新社会潮流。而数字社会的载体——以算法为基础的底座为实现这样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可能，同时算法为基础的平台经济又通过强大的数据和智能手段创造了一种强势的新程序化世界和隐形控制模式，这与工业时代形成了根本的体系性分野。任何社会政策的设计和构建都必须要考虑到这两个根本性变革之前提，而我们所言及的“流动性”叙事，也正是产生于这样的规范理论与新技术共同推动的社会结构性大转型的进程之中。
如果说工厂式、公司式的生产体制催生了与工业社会相匹配的税收汲取和管理体制，也推动了稳定的缴费体制和社会统筹机制的产生，这些基本条件都形成了现代社会福利政策得以稳固建立的根基。而在流动性数字经济扩大的社会基本发展趋势推动下，工业时代所形成的税费体制受到冲击而动摇了，我们无法再延续旧时的路径来解决新问题，在这一领域，我们需要的恰恰是打破路径依赖、寻求创制新路径。未来的社会政策治理必然需要产生超越工业时代的思维和组织方式，寻求到一种脱离工业组织和正规经济条件下的税费体制和社会政策组织与治理方式。在这样的链式变化带动下，一种与流动性经济体制和劳动市场相适应的税费征收机制和风险保障机制必然应运而生。因此，在新业态就业人员的风险保障制度的设计中，种种新设想均指向了超越劳动关系、劳动合同和月工资作为缴费基数的方案，包含了按单缴费、按单保障、定额缴费、多元利益相关者风险共担机制等符合新业态从业规律的筹资和保障模式，同时也突破了传统既有路径的捆绑，不再要求所有险种均需一体化强制参保，具有创意地允许“单险参保”和部分参保的特殊保障路径，进而要求探索流动性可携带个人账户的新政措施。这些均体现了对于工业化固态底层逻辑和框架的某种超越。
然而，最具颠覆和革新意义的则是真正面向数字流动时代根本转折的制度构建和思想实验：我们无法再按照一个多世纪前所形成的保险形式和福利形态来构建数字时代的风险保障和保险形式，面对数字时代生活状态和工作形式的液态流变和数字职业市场中的“快照式场景转折”，面对数字市场中大量个体的高流动性、强易变性需求，一种基于宏观制度理性而整体推演出的制度方案已无法适应海量异质性个体化需求。这种量化流动的“微需求”“微片段”和“粒子化生命景致”要求建立一种真正适应流动性生命历程的风险保障机制。在这一制度创新的历程中，推动新时代新就业形式和生活方式产生的算法将扮演着核心角色，形成“算法支撑型”的社会政策新模式。算法依托海量数据与大规模算力，已成为实现社会供需实时匹配的新质生产力。更进一步，它能对风险与概率数据进行实时汇聚与计算，从而动态描绘出微观个体的“风险流”与实时的“风险景观”，成为一种强大的风险信息工具。未来的社会政策正是产生于流动性几何基数递增的社会新场景中，一种未来时的流变型社会政策将是数字和智能时代最具可能的政策体系演进方向。这也意味着未来的数字就业者和创业者较大程度而言将不再依据制度所镌刻的“五险一金”或“六险一金”的固态模式来参加社会保险，而是在生命历程的流动性阶段中根据收入、家庭维护、教育、多重流动风险等实时变化组合的动态风险捕捉来决定资金应该投入的方向。在这一过程中，算法所刻画的个人和家庭“实时动态风险画像”和“风险仪表盘”将成为个体理性抉择和制度设计参考的重要标准来源。个人在不同的生命历程阶段的“湍流”中将实时根据真实需求改变风险保障的重点和资金流动方向，实现个人收入、家庭福祉和风险保障的动态平衡。
作者简介
刘涛：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浙江大学文科领军人才，浙江大学社会保障与风险管理系系主任，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涵盖社会政策、社会福利、数字化时代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福利国家的生态转型等，长期从事德国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比较研究。在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Aging and Social Policy, Zeitschrift für Gerontologie und Geriatrie, 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 等国内外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孟小秋：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