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为中国未来五年的发展设定了清晰目标。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与风险管理系青年学者围绕全会精神，聚焦民生保障与应急管理关键领域展开深入探讨，为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夯实民生保障、提升风险管理水平提供学术视角与实践路径。
以高质量人口发展引领老龄社会转型
刘晓婷
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与风险管理系 教授
浙江大学老龄和健康研究中心 主任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建议》明确提出，要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全人口服务体系和养老政策机制。这为我国在老龄化背景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行动纲领与制度方向。截至2024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2亿，占总人口的15.6%，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老龄化与低生育率、人口流动和城乡差距交织，使“如何在人口结构变革中保持经济社会活力”成为亟需破解的关键命题。
其一，厘清事业产业边界，构建整合型福利体系。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的关系长期模糊，出现“事业越位、产业缺位”的问题。要从“保障—发展”的逻辑出发，明确养老事业以满足基本需求、维护基本权利为核心，遵循“底线公平”原则，重点保障特困、失能失智等弱势群体；养老产业则以市场机制满足多层次、个性化需求，推动服务品质升级。二者的界限不在于供给主体，而在于需求层次与保障标准。应推动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家庭形成协同格局，构建事业与产业融合发展的整合型福利体系，打破资源配置的碎片化与行政分割。
其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协同与可持续发展。完善资金保障机制是应对老龄化的关键。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应推动养老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养老服务补贴等制度整合，形成“以需求为导向”的资金支持格局。通过治理体系改革，打破部门壁垒，建立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驱动的战略购买机制。同步完善财税、金融、土地和投融资政策，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壮大银发经济。
其三，建设老年友好社会，推动全民共享与代际共融。老龄社会的建设不应局限于照护体系，而应上升为社会结构优化与公共价值重塑。应鼓励老年人就业创业，支持健康老龄化行动计划，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通过教育、社区、文化等多维政策创新，增强代际互助和社会凝聚力。完善专业人力培养体系和监管制度，使老年人既是受益者，更是社会发展的贡献者与参与者。
人口老龄化既是挑战，更是推动治理现代化与经济结构升级的机遇。以政策创新和技术赋能为双轮驱动，推动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才能真正把握“银发经济”的战略机遇，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老龄社会共同体。
以健全精算制度推动社会保险
持续稳健运行
杨一心
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与风险管理系 副教授
浙江大学老龄和健康研究中心 副主任、秘书长
《建议》提出，要健全社会保险精算制度，继续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健全社保基金长效筹集、统筹调剂、保值增值和安全监管机制。这是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坚持精算平衡原则”之后，中央再次将社会保险精算工作提升到战略高度，释放出以科学精算夯实社会保险可持续运行基础的明确信号。
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广、资金规模大，是专业性、技术性最强的民生项目，其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精算工作的支撑。近年来，社会保险待遇水平持续提升，但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加速带来的可持续运行压力也日益凸显。收支平衡压力增大、基金结构性矛盾突出，亟需通过健全精算体系、强化科学评估，为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提供坚实依据。展望“十五五”及更长时期，围绕中央关于深化社会保险改革的总体部署，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一是建立精算评价制度。基于掌握的社会保险运行基础数据，构建统一的精算技术标准，开展常态化精算评估、动态监测和趋势预测。科学研判基金中长期平衡能力，为政策完善提供技术支撑。
二是科学评估历史债务。对社会保险制度演进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欠账开展系统评估，测算制度转轨成本，明确责任分担机制，为调整优化制度、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提供量化依据。
三是筑牢基金安全防线。强化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在基金监管中的应用，建立跨部门联动监管机制，提升基金运行透明度与公众信任度，确保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稳健、可持续运行。
以“提低”和“减负”为着力点
大力提振居民消费
詹鹏
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与风险管理系 特聘研究员
浙江大学-湖州市共同富裕研究中心 副主任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大力提振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根据入户调查数据，特别是在浙江省和湖州市开展的大规模调查分析，发现制约消费扩张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其一，部分低收入群体由于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导致无力消费；其二，一些家庭因支出负担较重，从而不敢消费。解决这两大问题对于提振消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建议从“提低”和“减负”两个角度入手，推动消费的扩大。
一是稳就业提技能，让居民有钱能消费。健全终身技能培训制度，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免费人工智能培训。推动搭建有助于信息供需信息共享的互联网零工平台，增加居民就业机会。规范共享用工模式，引导企业上平台发布“我有人”“我要人”等信息。
二是减负担强保障，让居民无忧敢消费。减轻育儿负担，提高低收入家庭月度儿童津贴标准。减轻养老负担，探索通过集体经济、慈善资金、企业捐助、个人资助多元筹资模式，推动中低收入家庭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提档升级。减轻医疗负担，鼓励发展普惠型商业健康保险，并通过财政补贴、集体补助、慈善捐助等方式支持中低收入群体参保，切实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三是分层完善消费政策，让居民有感愿消费。收入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拉动效果更显著。因此，针对低收入群体，可直接发放现金或生活必需品代金券。针对中等收入群体，更多发放餐饮、旅游、家政等服务类消费券。充分考虑老年人和特殊人群实际，采取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发放消费券。
以“稳就业”夯实民生之本
筑牢发展之基
袁晶
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 智库执行负责人
浙江大学民生保障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 研究员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重申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提出“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稳住经济基本盘”，将“稳就业”置于首位，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就业这一最大民生的高度重视。就业不仅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更是社会稳定的基石。稳定的就业是居民收入的源头活水，持续的收入增长又是扩大消费、畅通内循环的根本前提。
当前劳动力市场正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一方面，零工经济、平台就业等新就业形态蓬勃涌现，展现出强大的就业吸纳能力，但也对传统的、基于标准雇佣关系的劳动就业制度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加速，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广泛应用，在创造新岗位的同时，也对现有岗位产生了冲击，生成式人工智能亦将加速这一进程。这些新情况新问题，迫切要求我们以全会精神为指引，创新工作思路，完善制度安排。
其一，稳存量与扩增量并进。深刻领会全会“加强稳岗促就业工作”的要求，更好发挥民营企业吸纳就业的作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保护合法权益，提振民企发展信心，稳定和扩大就业岗位。同时，要“多渠道挖掘潜力”，积极培育生产性服务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新职业，拓展就业新空间，为重点群体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其二，做优服务与强化保障协同。要健全覆盖全民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推广“共享用工”等模式，搭建高效的供需对接平台。加快劳动就业制度的适配性改革，补齐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劳动报酬、权益保障等方面的短板。完善与灵活就业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更大力度破解参保难、缴费高与转移接续难等问题。要让各类就业形态都能成为劳动者安居乐业的坚实依托，让劳动者能够安心就业、顺畅流动。
其三，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重视提升全社会的“人机协同”能力，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特别是面向广大中低收入劳动者和受技术冲击风险较高的一线工人，开展数字技能、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的普惠性培训，帮助他们实现技能升级和就业转型。建立新技术推广的就业影响评估机制，在相关项目实施前评估其就业影响，健全兜底保障措施。
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夯实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之基
谢倩雯
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与风险管理系 百人计划研究员
《建议》明确提出要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加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长远考量。儿童青少年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其心理健康不仅关乎个体成长质量，更关系到国家人力资本储备、社会创新能力与民族未来竞争力。健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是夯实国家长远发展基础的重要战略任务。
当前，我国正在经历数字化、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深刻变革。数字媒介深度渗透日常生活，屏幕暴露水平明显上升，户外活动与自然社交空间相对减少；城市整体竞争节奏加快、学业压力趋强、家庭支持时间受到挤压。这些结构性变化，使儿童青少年心理困扰呈现出隐性化、低龄化、多样化的特征，对情绪稳定、注意力调节、社会性发展乃至自我认同形成造成持续影响。面对这一趋势，必须提升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认识高度，从个体问题与家庭问题的叙事中走出，转向将其视为社会变迁背景下的结构性与系统性议题。
夯实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之基，需要系统推进制度建设与资源配置。一方面，要将心理健康教育系统纳入学校日常教育体系，健全心理筛查、咨询、转介和危机干预的闭环机制，实现早识别、早干预、早支持。另一方面，要通过财政投入、政府购买服务、社会组织参与和数字平台赋能等方式，提高专业服务供给能力，并向农村地区、城乡接合部与困境儿童密集区域重点倾斜。同时，要构建教育、民政、卫健、共青团、妇联、社会组织与互联网企业多主体协同机制，形成“学校—家庭—社区—社会组织—专业机构”贯通衔接的支持网络，不断提升体系整体韧性与服务效能。
尤其需要看到，困境儿童群体在家庭支持、社会联结与情感陪伴方面相对薄弱，更容易在数字环境中形成替代性依赖。加强心理健康服务必须坚持普惠基础上的重点保障，将困境儿童心理支持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做到精准识别、即时干预、持续陪伴，防止心理风险的累积与放大。
面向新的发展阶段，加强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和服务，就是为国家未来的创造力、社会稳定性和长远发展能力奠定坚实支撑。唯有让每一位儿童青少年都能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中获得理解、支持与成长空间，中国式现代化才能拥有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与人力资本优势。让每一个成长中的心灵被看见、被理解、被托举，是我们共同的时代责任。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践路径探讨
高叙文
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与风险管理系 百人计划研究员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战略部署，深刻体现了党中央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厚度，为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打破制度壁垒才能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全会强调要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有效的制度安排是优化资源配置、推动要素流动的关键。当前农村改革应围绕产权制度完善与要素市场化配置。只有系统破除制约户籍、土地、资本、人才等关键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的制度壁垒，深化农村体制机制改革，才能系统性推动乡村资源整合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强化数智赋能才能构筑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对于农业发展更是如此。《建议》明确提出“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这一部署对农业科技自主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构建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的关键路径是构建智能化、精准化、高效化的现代育种技术体系，促进农业生产与精深加工、休闲观光、农村电商等业态深度融合，形成产业链协同、价值链跃升的农业发展新范式。
促进农民增收才能夯实乡村全面振兴基础。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和福祉全面提升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最终落脚点。“十五五”时期，既要通过发展现代农业稳定经营性收入，通过促进农民就近就业创业提高工资性收入，通过改革增加财产性收入，通过完善再分配机制保障转移性收入，又要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这既是收入分配理论在乡村场景的运用，也是人力资本建设的重要实践，有助于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培育高素质劳动者与创业主体，并有效阻断贫困的代际延续。
加强基层应急体系建设
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马高明
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与风险管理系 特聘副研究员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基层应急管理现代化是其中的关键环节，事关风险防范化解和灾害应对处置效能，更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未来五年，需聚焦“队伍、机制、技术”三大核心：
一是完善基层组织体系，锻造应急铁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构建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贯通、部门协同的指挥联动机制。明晰各级职责，强化在风险防治、救援保障等环节的协作，并通过制度与实践双向发力，打造一支专常兼备、反应灵敏、本领高强的基层应急救援队伍。
二是建立快速反应机制，筑牢安全前哨。优化应急预防流程，搭建覆盖风险辨识、评估、监管的管理平台。绘制重点行业领域“应急预防图谱”，推动管理关口前移。健全“吹哨人”制度与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全面提升应急防控能力。
三是加强人工智能应用，构建智慧天网。推进基层应急管网、救援站、安置点等智能设施建设，提升远程应急指挥通信终端、智能无人救援设备等新型应急救援装备和产品的覆盖率。建立全国统一的基层应急管理数据库与应急管理服务平台，实现应急管理全要素的有效整合。运用大数据、物联网、无人设备等新技术，提升灾害预警的准确性与覆盖面。
强化应急能力建设
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沈鸣洲
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与风险管理系 百人计划研究员
全会强调要做好安全生产和维护稳定工作，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各项监管制度，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这一战略部署，为新时代完善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推进应急管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公共安全形势依然复杂多变，自然灾害风险呈现多发趋频的特点，对经济社会运行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这要求应急管理理念从“以灾后处置为主”转向“以风险防控为核心”，构建全过程、全链条的风险治理体系。要统筹“防、抗、救、管”各个环节，强化灾害风险监测预警和评估机制，完善部门间信息共享与协调联动，提升预警、响应、救援、恢复的系统化和高效化水平。特别是要加强基层应急力量建设和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夯实社会防灾减灾的基础支撑。
新一代信息技术也为应急管理现代化提供了新动能。应积极推动“数字应急”建设，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遥感监测等手段，实现灾害风险的动态感知和精准决策。通过建立多灾种风险数据库、数字孪生演练系统和智慧调度平台，从而显著提升应急响应速度和资源配置效率。同时，要注重提升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水平，确保数字化转型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稳步推进。
全会还强调要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这对提升社会协同应急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应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众协同的多元治理格局，完善社会组织、志愿者、企业参与应急响应的机制。要加强公众风险意识教育，将应急安全知识纳入国民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推动形成“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社会氛围。
应急管理体系的现代化不仅依赖技术进步，更需要制度保障。要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和灾害风险基金机制，健全巨灾保险制度，强化灾后重建资金统筹。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实现风险防范、应急处置与灾后恢复的制度化、常态化。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通过数字赋能、制度创新与社会协同并进，我国将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实保障。
来源：启真新论
本文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