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浙江大学文科领军人才，浙江大学风险管理与劳动保障研究所所长，我院研究员刘涛的文章《数智时代社会保障的新思维》发表在2025年8月4日《浙江日报》及潮新闻客户端。
本文来源于《浙江日报》2025年8月4日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与工业革命驱动下所形成的工业文明具有密切联系，工业社会中出现的劳资雇佣关系为社会保险制度创造了基本条件，同时工业社会所产生的特殊风险例如失业和职业伤害等也在客观上推动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诞生。然而，当前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制度和产业形态的变革，数字化时代的数字经济和数字从业形式对传统实体经济为主的就业形式带来了根本性挑战，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也为现代社会带来了新一波冲击。数字化和智能化构成的双重转型引发了空前的社会变革浪潮，这种社会变迁不仅影响到经济组织、社会组织、行政管理和社会治理等领域，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劳动市场领域，对社会保障制度提出了新命题。
数字化进程和人工智能的深度应用正在重塑劳动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其核心驱动力在于以算法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正在重构资源配置的底层逻辑。在新经济业态中，平台经济通过大数据驱动的智能算法系统，不仅实现了供需两端的高效瞬时匹配，更构建了资源动态调度的新型市场机制，从而显著提升了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利用水平。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作为算法革命的高级形态，通过整合海量数据资源和强化算力支撑，正在实现从单一决策支持到复杂系统治理的跨越式发展，其应用已渗透至公共服务、城市管理、产业优化等多个维度，推动着社会治理模式向智能化和精准化方向转型。这两种技术范式虽然应用场景各异，但都体现了算法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在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系统效能方面的关键价值。
算法驱动的新质生产力不仅推动非传统就业范式的产生，更在持续生成全新的劳动组织方式与价值创造范式。以算法驱动的众包就业催生了数字零工经济与数字游民群体，这些新型就业方式正在突破传统雇佣关系的制度框架。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通过大数据分析构建的新算法范式正在系统性和结构性重构劳动市场。在此背景下，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必须突破工业社会基于固定时空维度和固定契约关系的制度设计，转而建立适应算法化时空特征的新型政策框架。因此，数智化时代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以“全民算法福利”和“全民基本算力”为基本制度架构，构建与算法化劳动形态相适应的新社会保障范式。
“全民算法福利”是一个整体概念，旨在宏观层面为全体国民建立新型算法福利空间；而“全民基本算力”则是一个人均概念，致力于在数智时代为每一位国民提供算力的基本能力教育服务。“全民算法福利”是指在数智时代通过国家主导的公共政策为全体国民构建一个普惠性、动态响应的算法福利分配体系。其核心在于利用智能算法对国民的社会保障特质和需求进行精准绘图与画像，深度解析个体在就业能力、健康风险、教育需求等维度的差异化特征，从而构建精细化的实时福利供给谱系。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受限于静态分类和粗放管理，难以应对算法社会中高度流动、多元化的风险形态。而“全民算法福利”通过实时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能够动态捕捉失业转型期的技能缺口、慢性病患者的健康干预节点等微观细节需求，实现从“群体覆盖”到“算法化精准滴灌”的范式跃迁。例如，算法可通过整合医保记录、消费行为等数据，为低收入家庭自动匹配梯度化补贴方案；或基于职业轨迹预测，为灵活就业者提供弹性社保缴费建议。这种以算法为驱动的福利体系，不仅提升了社会保障的适配性和效率，更在技术层面重构了社会公平的实现机制——将工业时代整齐划一的“分配方案”升级为智能时代的“精准化正义”。因此，“全民算法福利”将算法视为一种“公共算法资本”，通过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确保每位公民都能平等地接入、使用并受益于算法系统。在这个意义上，“全民算法福利”不仅是对传统社会保障体系的补充，更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新社会契约，它试图在算法时代重建个体与国家之间的信任关系，使技术真正成为促进社会团结与个体自由的工具。
与“全民算法福利”相较，“全民基本算力”则直指数字文明时代人的主体性重构命题——在算法成为社会运行底层逻辑的语境下，算力已从技术要素升维为“数字生存权”的核心要件，其普及程度直接决定了居民能否有效行使经济参与权、信息获取权与数字话语权。这一概念既延续了工业时代“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的公共服务逻辑，更揭示了数字文明的新型能力贫困陷阱：当算力成为社会准入的“数字门票”，缺乏基本算力支持的群体将面临系统性社会排斥。因此，“全民基本算力”的制度设计需实现三重突破：一是资源赋权，通过国家算力基建（如分布式云计算节点、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普惠覆盖，将算力接入成本压缩至社会可及范围，本质上是对“数字公共品”供给模式的创新；二是能力再造，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数字素养教育体系，培养公民的算法批判能力、数据主权意识及协同治理参与能力；三是制度衔接，将算力账户与社保体系深度耦合，使公民的算力使用行为（如技能培训数据、健康监测算力消耗）自动触发对应的保障服务（如职业补贴、慢性病干预），形成“算力-需求-福利”的智能响应闭环。通过基本算力的福利空间辐射和普及，每一位数字时代的居民都可以根据自身情况的转化实时被纳入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实现与数字医疗、数字就业、数字养老、数字照护、数字救助、数字福利等无缝隙对接。全民基本算力素养的培育将有利于建成数智时代的全民社会保障体系。
这一框架的终极目标，是打破“算力资本化”导致的数字阶层固化，防止算法偏见的产生，将技术垄断可能引发的“算力鸿沟”转化为“算力阶梯”——通过公共干预确保每位公民至少站在数字化生存的基准线上。在此意义上，“全民基本算力”与“全民算法福利”共同构成了数智时代社会保障的双支柱：前者赋予公民参与数字社会的核心能力，后者通过算法驱动的精准分配实现动态正义。二者的协同不仅是对罗尔斯“正义原则”的算法时代诠释（通过基本算力分配实现“最不利者”的补偿正义），更呼应了阿玛蒂亚·森“可行能力”理论的核心关切——在数字社会中，算力已成为实现个体自由与发展的基础性赋能工具。最终，这一新范式将技术红利转化为全民共享的发展机遇，使算法不再是阶层分化的工具，而是社会正义的基石，推动数字文明走向真正的包容与普惠。
作者介绍
刘涛：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文科领军人才，浙江大学风险管理与劳动保障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 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社会政策、福利国家、社会治理、共同富裕。在英语、中文及德语期刊总计发表论文60余篇，其中26篇论文（含两篇书评）被SSCI期刊收录。出版德语著作1部，中文著作3部。
来源：浙江日报、潮新闻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