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4年会于2024年11月23日至24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我院院长李实教授在开幕主论坛上发表题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面临的挑战与推进的重点方向”的主旨演讲，与各位读者分享！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4年会于2024年11月23日至24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由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北京基业长青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主办。
本次年会以“信任与高质量的慈善”为主题，旨在探讨基金会如何在不确定性中积累信任，提升慈善活动的质量，更好地服务社会，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港台地区的千名伙伴参会。
本文为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李实在开幕主论坛上的主旨演讲。原题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面临的挑战与推进的重点方向”。
图：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李实发表主旨演讲
我来自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我们研究院成立于2021年，研究院的主要宗旨是致力于研究共同富裕的理论问题和浙江的实践。在研究院成立3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在研究共同富裕方面有了一些成果。
推进共同富裕最关键的是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实现发展成果共建共享的过程。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如何进一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我讲三个问题。第一是关于我国收入分配的基本状况，我们国家现在的收入差距到了什么程度，在收入分配改革方面取得哪些重要进展；第二是下一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可能会遇到的挑战；第三是在推进共同富裕以及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方向。
第一方面，收入分配方面的基本事实。
在过去20年当中，中国收入差距出现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现在基本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高位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见图1），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08年以前是在不断上升的，意味着我们收入差距是在不断扩大的。2008年的基尼系数是0.491，接近0.5的水平，如果一个国家的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超过0.5，会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一个收入分配极端不平等的国家。好在我们在基尼系数达到0.5之前出现了一个转折，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出现了缓慢下降期，这个下降的幅度并不是很大，7年的时间下降幅度不到3个百分点。
图1：中国收入差距变化趋势（基尼系数），2003-2022年
2016年开始，基尼系数处在相对稳定的0.46-0.47之间波动的状态，意味着2016年开始我们的收入差距没有出现进一步缩小的趋势，而且收入差距仍然处在一个高位水平。 如果看一下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变化，城市内部、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见图2）。即使在2008年以后，基尼系数仍然在上升，现在城市内部、农村内部基尼系数基本上在0.4左右的水平，也是一个高位水平。
图2：中国农村、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演变（基尼系数），1978-2017年
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下降。既然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为什么全国收入差距会出现一个缓慢下降呢（见图3）？主要是来自于我们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缩小过程。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从2009年以后，基本处在不断下降的状态。直到现在，城乡收入差距还在下降。
图3：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演变，1978-2020年
正是由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的不断缩小，带来了全国收入差距先是有所缩小，后来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如果看一下我们的工资差距，特别是城镇内部，工资分配的差距是一直在扩大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一直到2018年期间（见图4），城镇工资差距的基尼系数是一直在上升的。特别是2013年到2018年期间，如果比较这两个年份工资差距的变化，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全方位的扩大过程，不同性别人群之间的工资差距在扩大，不同行业之间的工资差距在扩大，不同学历人群之间的工资差距在扩大，不同职业的工资差距都在扩大。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关于收入差距的基本事实。
图4：工资组间差距（基尼系数），2013年及2018年对比
第二方面，缩小收入差距的挑战。
下一步我们要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但在这方面我们面临一些比较大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现在有两个扩大收入差距的因素，而且这两个因素还会持续发生作用。
一是财产差距急剧扩大。财产和收入是非常相关的两个变量，财产是存量，收入是流量，但是财产差距会影响收入差距，反过来收入差距也会影响财产差距。财产差距的急剧扩大，势必会影响收入差距的扩大。
二是人力资本的差异在工资分配差距方面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人力资本的工资差异效应不断得到强化。
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在影响我们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因素，而且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有效的政策手段，减缓这种因素的影响。
首先看一下财产差距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我们都知道，20年前，中国是无财产时代，居民的财产很少，无非有一些有钱人，有一点银行存款，绝大部分城市人是没有房产的。
但是在过去20年中，居民的财产积累在急剧增加，根据我们的调查数据测算，在2002-2013年这11年当中，居民的净财产总额年均实际增长率达到17%左右，特别是房产，实际年均增长率达到20%。但是这样一个财产的积累过程，在不同人群之间是不一样的。有人积累多一些，有人积累少一些。
财产积累急剧增加，势必会影响到收入的增长和分配。它的影响途径主要是通过财产性收入。财产多了就会带来财产性收入。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的数据统计（见图5），在本世纪初期，居民收入当中的财产性收入所占的比重很低，不到3%，即使从城市居民来看这个比重也是很低的。但是在过去近20年当中大家看到，居民财产性收入占居民总收入的比重在不断上升。
图5：居民财产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2003-2022年
到2022年，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超过10%，但对农村居民来说，这个比重一直比较低，但也是在增加。
接下来就是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这是和财产差距的扩大直接相关的。我们测算了2002年、2013年不同财产组人群财产份额的变化。所谓财产组就是根据财产的多少进行排序，排序之后分成10等分组，然后看每个等分组中的财产份额占全社会财产份额的比重。在2002年财产最少的10%的人，他们的财产份额大概1%；财产最多的10%的人，他们财产份额达到37%。也就是说，相差大概37倍。但是到了2013年，这个差距扩大到120倍，所以财产差距的急剧扩大，会造成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第二个因素是来自人力资本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我们都知道，人群当中获得的人力资本差异非常大，有人是大学本科毕业、硕士生毕业、博士生毕业，还有很多人可能就上了初中，然后外出打工，这种学历差异表现在工资上的差别。我们可以看不同学历人群之间的相对工资的变化（见图6）。所谓相对工资是把高中学历的工资作为基本线，高学历人群和低学历人群的工资水平变化，几乎呈现“喇叭形”，高学历人群工资不断上升，低学历人群相对工资不断下降，这是非常直观的结果。
图6：各教育水平与高中学历相比的对数工资差距，1988-2018年
如果做一个更加复杂的分析，也会看到学历的差异对工资差距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这里我们做了一个分解分析，比如把工资差距的基尼系数分解成不同的影响因素，其中把教育学历、工作经验、行业、地区等都作为解释因素（见图7）。分析的结果大家可以看到，教育学历对于工资差距的解释，在上世纪80年代，大概可以解释工资差距的2%。但是到了2018年，它可以解释18%，学历的差异成为解释工资差距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图7：人力资本效应：工资差距的分解结果（%），1988-2018年
这样我们看到了两大扩大收入差距的因素：财产差距的扩大，学历带来的工资差距的扩大。而且这两个因素在短期内，都没有非常有效的政策手段来进行调节，还会持续影响下去。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
第二个挑战是，在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上，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我国设定的2035年的富裕目标。
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中央提出要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包括富裕和共享两个维度，一个是要使我们的富裕水平不断提高，也就是到2035年，我们的人均GDP要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到2050年我们要赶上发达国家，这是富裕目标；同时我们还有共享目标，就是要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
考虑到富裕目标，我们已经确定到2035年要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我们就需要知道这些中等发达国家到底处在什么发展水平。根据我们查找的数据发现，这些中等发达国家2020年的收入水平比我们高得多，当我们的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时候，这些中等发达国家最低水平已经达到25,000美元。所以到2035年我们如果要赶上这些中等发达国家2020年的水平，那么我们每一年以美元衡量的经济增长率要达到6-8%。当然中央提出，赶上这些中等发达国家并不是要赶上他们现在的水平，是要赶上他们2035年的水平。这些中等发达国家还要发展，他们人均GDP还要进一步提高，如果按照过去20年他们的增长率预测未来15年的增长率，我们想要赶上这些中等发达国家，那我们每年以美元衡量的经济增长率就要达到9-11%，才能实现这样一个目标。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10年前这个压力不大，现在实现这个目标变得压力很大。之所以变得很大，就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不断下降。我们的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率，这几年实际上都是在下降的（见图8）。
图8：居民收入与消费增长率（%），2019年2月-2023年3月
当然这种情况和我们经济状况有很大的关系，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三个挑战。
我们的投资，特别是民间的投资增长率已经是很低的状态了。另外，我们的财政状况，特别是今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率基本上是负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通过再分配的政策手段来调节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变得比以前更加困难。
在经济状况很好的情况下，我们在再分配政策上持续发力，使得再分配的效果明显显现出来。但那是我们财政状况非常好的情况下做到的，即使那样，我们再分配的效果和一些高收入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别。在2002年的时候，我们再分配的效果是很有限的，特别对农村来说，再分配不仅仅没有缩小收入差距，反而扩大收入差距。
从2003年以后，政府不断加大再分配的政策力度，这样再分配的效果由过去的逆向调节转成正向调节，使城市内部、农村内部差距都有缩小，但是缩小幅度不是很大。对城市来说，经过再分配之后，收入差距缩小幅度会大一些，基尼系数下降大概17%；对农村来说大概只能下降6%左右。
综上所述，我们面临的三大挑战会直接影响到再分配的效果，对于我们缩小收入差距也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第三方面，重新确定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方向。
接下来，我们如何确定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方向？中央提出来，我们缩小收入差距要通过三条路径：提低，扩中，调高。
我们经过研究，认为当先最需要的是“提低”，把“提低”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大家看到，我们社会当中大概有2/3的人群属于低收入人群，这是根据国家统计局提出的划分中等收入人群的标准（见图9），测量的2021年中国的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人群所占的比重。我们中等收入人群大概只有1/3左右，剩下的2/3人群基本是低收入人群，这是一个庞大的低收入群体。
图9：我国各收入人群占比，2021年
所以在缩小收入差距上，如果把“提低”这项工作做好，我们的收入差距就会持续有所缩小。我们看到，低收入人群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收入很低。根据我们的估算（见图10），2021年的数据显示，月收入不足500元的人群大概有9800万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人群大概接近3个亿。由于这两年我们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很乐观，这种状况应该说没有太大的改变。
图10：低收入人群数据，2018年、2021年
针对大量低收入人群，我们如何来解决“提低”的问题？我们认为，需要有一套比较系统的制度和政策体系，来助力“提低”。这套政策体系分三部分：
第一，赋能。要给低收入人群更多的发展空间、机会，让他们的发展能力不断提高。这方面包括儿童的早期发展问题，特别在一些落后地区、农村地区，儿童的早期发展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要特别关注一些相对贫困人口，我们消除了绝对贫困不意味着消除了相对贫困，刚刚讲到的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人群，绝大部分处于相对贫困状态，所以我们更应该聚焦这样的人群，通过政府的分配政策，通过社会组织、慈善组织，提高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
第二，平权。低收入人群很多是由于没有很好的发展机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户籍制度的限制下，很多农村人口实际上没有机会得到发展。现在我们要给这些人群更多的发展机会。要让他们具有和享有更多的权利，从农村到城市的外来人口要有更多的市民权，能够享受更多的公共服务，等等。
第三，善行。这和公益组织、慈善事业有很大的关系。月收入不足500元的人群，绝大部分是没有劳动能力的。我们做公益慈善，经常到农村跑，到落后地区看了之后发现，农村里面有很多人都是老弱病残人群、因病致贫人群。针对这些特殊困难的人群，需要发挥我们公益慈善事业，特别是政府的各种社会救济事业的积极作用。
这里面我特别想提的，是农村老年人的养老待遇问题。比较城市的退休人员养老金和农村老人的养老金，待遇千差万别，这种情况下怎么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养老待遇？另外，能否为城市中的外来人口（非户籍人口）提供廉租房，让他们能够在城市长期待下来，我想将来影响这个人群最大的因素不是就业和收入问题，而是住房的问题。如果能够给他们提供比较体面的住房条件，他们就可以在城市长期居住下去，另外他们能够把农村的老年人带到城市来，减少农村的老年人。让农村老年人到城市养老，一方面他们可以享有更高质量的老年生活，另一方面也可以减轻政府和社会的养老负担。
转载自：”CFF2008”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