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9日，在中国药科大学国家药物政策与医药产业经济研究中心（NDPE）2024年学术年会上，我院研究员金维刚教授围绕“关于‘促进三医协同发展’的思考”作主题演讲，与各位读者分享。
2024年11月9日，在中国药科大学国家药物政策与医药产业经济研究中心（NDPE）2024年学术年会上，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副院长金维刚教授围绕“关于‘促进三医协同发展’的思考”作“精彩一刻”分享。
图1 金维刚教授作“精彩一刻”分享
金教授在会议中深入剖析了“三医”协同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最初的三改并举，到后来的“三医”联动，谈到现在的“三医”协同。尽管中央和地方正努力推动“三医”联动，但实际中仍存在差异和分歧。他认为，找到三方共同目标和利益是推进“三医”协同发展的关键。只有医疗、医保、医药三方围绕共同目标和利益合作，才能有效解决问题，促进“三医”协同深入发展。
图2 金维刚教授作“精彩一刻”分享
“三医”协同发展的主要目标和运行机制
中央文件已对“三医”协同的核心目标进行了明确的阐释。医疗改革不可避免地牵涉到“三医”联动或协同的问题，当前的重点在于促进三者之间的协同以及逐步实现治理。特别是公立医院，作为医疗改革的关键环节，亟需深化改革，完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三医”协同的核心在于三者的有效联动，沟通是协同发展的基础。在构建全民医保体系的背景下，医保部门凭借其在医疗服务市场中的主导地位，在医疗、医药、医保“三医”联动机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医疗机构必须深入理解并严格遵循医保政策，以规避潜在的不利影响。医保部门在支付方式的改革以及药品采购领域拥有其特有的优势，其任务在于协调各方利益，以达成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地方的探索和实践经验
地方在“三医”联动方面的探索与实践成果亦颇具借鉴价值。重庆市成立专门机构，由市委、市政府领导负责，实施“三医”协同政策，并制定改革文件，明确目标、体系和任务，包括年度目标和七项重点任务，同时采取措施确保目标实现，如政策协调、专班工作、常态化机制、会签机制以及加强信息系统和监管。四川省通过部门间协调强化医疗服务价格调控，政府进行宏观管理，并出台实施办法，加强医疗服务价格与医保支付的政策协调。江苏、上海和广州则通过建立政府、企业和医疗机构间的沟通平台，实现交流的常态化和机制化。
有效的沟通机制和协调政策能增强“三医”协同的综合效益，地方的实践经验证明，协同工作在医疗环境中至关重要。
国际层面的“三医”协同发展
国际医改的特点是“三方联动”，包括支付方、供给方和监管方。尽管各国医疗保障模式不同，但都旨在保障国民健康、进行资源整合。国际社会正关注筹资和支付机制的改革，这是医疗体系转型的核心。在管理体系方面，一些国家实现了医疗、医药、医保的整合，而政府部门并不直接管理公立医院。当前管理趋势存在一种将医疗服务的支付方与提供方适度分离的倾向，其目标则是构建两者之间的平衡机制。
建言“三医”协同发展
金教授针对促进“三医”协同发展提出了若干策略和建议。
一、目前“三医”在协同工作方面存在体制和运营障碍，沟通不顺，缺乏共识，未形成紧密协调机制。完善“三医”的管理体系、实现管理层面的统一是关键，这标志着从传统行政管理向社会治理观念的转变。
二、“三医”协同发展需要三方找到利益平衡点，共同为健康中国建设的目标努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在此基础上，医改过程中应寻求最大公约数，找到利益平衡点。
三、完善“三医”协调机制至关重要，各方应加强沟通交流，形成共识和合力，协调好各方关系，建立共赢机制，实现协调发展。
互动交流环节
图3 互动交流（上：岳小林书记）
主持人岳小林书记针对在未来的三医联动与三医协同推进中，如何更有效地发挥医保部门的核心调控作用提出互动问题。
金教授对于如何更好地发挥医保在三医联动或三医协同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三种不同角度的观点。他强调医保机构在政府直属的管理体制下，具有强大的管理权限和话语权限。这意味着医保机构在推动三医联动或三医协同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挥其主动性和影响力。其次，医保机构需与相关部门充分沟通，确保政策协调一致，促进三医共赢。例如，职工医保门诊改革中出现的不协调政策（药店购非处方药需医院处方），表明部门间缺乏协调，会阻碍三医协同发展。金教授还指出医保基金结余过多的问题，这反映三医协同需平衡各方利益，特别是药品价格和采购，过低价格会损害企业创新。
金教授的发言就“三医”协同提供了深刻的洞见，强调了在复杂多变的医疗环境中，协同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的观点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了思考，也为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推文转载自：“药物政策与监管科学”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