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3年12月2日，以“完善分配制度与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为主题，2023年中国居民收入与财富分配论坛在浙江大学举行。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姚先国，《经济研究》编辑部副主任倪红福致辞，亚洲开发银行原副首席经济学家兼经济研究和区域合作局副局长庄巨忠，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岳希明，广东金融学院副校长易行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钊，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分别作主旨演讲。论坛设置6个分会场，围绕工资差距、机会均等、要素回报、消费和支出、收入差距、数字技术等主题进行交流
A1分会场：工资差距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陈基平分享了题为《大城市性别工资差距更小吗？——基于“家乡偏好”的解释》的研究。该研究基于2005年1%抽样调查数据，利用明瑟工资方程和两阶段回归，对性别工资差距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家乡偏好对劳动者的工资造成了负面影响，女性的家乡偏好更强；（2）城市规模扩大显著缩小了性别工资差距，且主要缩小在家乡工作样本的性别工资差距；（3）城市规模扩大能够显著提高女性劳动力的工作匹配质量，从而有助于缩小性别工资差距；（4）女性劳动者更多分布在大城市，并从大城市获得更高的工资回报，使得总体性别工资差距缩小。
浙江大学杨婕做出相关评述。杨婕认为，该研究对性别工资差距进行了细致分析，但所用数据稍显陈旧，建议尝试寻找新数据拓展研究。
湖北大学陈雨飞分享了题为《工业机器人应用、技能差异与收入不平等》的研究。该研究在理论诠释工业机器人冲击对收入不平等影响机制的基础上，首次采用IFR数据、微观中国收入调查数据（CHIP）和地级市宏观经济数据相匹配的数据库，运用拓展到城乡二元结构的工作任务模型，并通过无条件分位数回归与基于RIF回归分解的方法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工业机器人应用减小了城乡收入不平等，但对城镇和农村居民内部的就业收入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2）从理论机制看，当前阶段工业机器人会通过技能水平、技能类型和性别差异缩小城乡收入不平等。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陈基平做出相关评述。陈老师指出，该文章逻辑严谨，研究充分，但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1）聚焦工业机器人应用和工资差距的关系；（2）细分岗位类型，阐释工业机器人应用缩小工资差距的机制；（3）匹配更多微观数据，例如人口普查数据，工业企业数据，经济普查数据，税调数据等；（4）构建城市层面的外生冲击变量，进行机制识别。
西南财经大学甘鸿武分享了题为《气候变化对流动劳动力工资水平及差距的影响——来自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微观证据》的研究。该文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通过识别气温变化对我国流动劳动力工资水平及差距的因果效应，评估了气候变化的微观经济后果。研究发现：（1）气候暖化显著降低了我国流动人口工资收入；（2）机制检验表明，气候暖化主要导致了健康风险的提升，以及劳动供给和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异质性分析结果进一表明，气候暖化的收入削减效应在农业部门、农村流动人口以及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展现出明显的“亲贫性”。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孙辰做出相关评述。孙辰认为，该文章的分析细致且全面，为理解气候变化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视角。但仍存在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地方：（1）可以通过CHARLS、CHNS等数据使用完善文章的机制解释；（2）可进一步分析不同工种间的异质性，如室内劳动和室外劳动；（3）如何排除气候变化对农作物减产的影响是值得思考的又一问题。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孙辰分享了题为《长护险试点政策的工资外溢效应》的研究。该文章利用家政大样本数据，识别并量化了长护险试点对家政从业人员预期工资的溢出效应，同时对作用机制和传导过程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发现：（1）相较于护理非失能老人，护理失能老人的家政从业者在长护险试点之后的预期月工资提高；（2）长护险试点后新注册护理失能老人的家政从业者总量呈下降趋势。
浙江大学詹鹏做出相关评述。詹老师指出，该文章在老龄化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建议进一步完善关于两个假说的理论解释和对应的机制分析。
浙江大学杨婕分享了题为《技能劳动力供给、贸易开放与城镇劳动力市场技能溢价》的研究。该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析技能劳动力供给、贸易开放以及内生技术进步对技能溢价影响的理论框架，并利用教育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外生冲击，结合多种来源的数据分析技能劳动力相对供给、贸易开放对技能溢价的影响，进一步从地区和企业层面分析两者如何共同作用促进内生技术进步。
西南财经大学甘鸿武做出相关评述。甘鸿武认为，该研究推动了对我国劳动力市场技能溢价变化的理解，特别是加深了对教育发展和贸易扩张会如何影响技能溢价的理解，具有重要意义。
B1分会场：机会均等
南京农业大学严斌剑分享了题为《基于机会平等与基本保障原则的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研究》的研究。文章利用七轮CGSS数据，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进行测算，并使用Shapley值分解法对机会不平等进行环境因素贡献的分解计算。研究发现：（1）2004到2020年间，扶贫减少了农村地区的低于绝对基本保障的不平等。导致不平等的主要因素，在2010年前是贫困，此后则是机会不平等；（2）扶贫降低了贫困发生率，但机会不平等上升拉高了农村的收入不平等，地区因素在2009年后超越了家庭背景因素，成为机会不平等的主要构成因素；（3）与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相反，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其中，不同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尤为明显，说明经济发展的成果尚未共享。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杨晓亮做出相关评述。杨老师指出，该文章存在以下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1）基本保障与机会平等的并列关系有待商榷；（2）控制变量中，除了家庭背景因素，仍有很多先天特征（如性别）会带来就业过程中的不平等；（3）区域因素放在机会不平等分析中有待商榷；（4）数据缩尾问题；（5）政策建议的针对性有待商榷。
南京财经大学陈杰分享了题为《高校扩招对毕业生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不同学习能力禀赋学生的异质性考察》的研究。文章基于2013-2018年CHIPS数据，采用PSM-DID方法，分析1999年高校扩招对不同能力禀赋学生毕业后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1）高校扩招显著增加了一般学生的薪资，对本科类一般学生薪资的正向影响高于专科类一般学生，但是对优秀学生薪资影响不显著；（2）一般学生中女性和城镇毕业生收入增长率相对更低。
南京农业大学严斌剑做出相关评述。首先，严老师对如何理解1999年高考扩招以及如何区分优秀学生与一般学生提出疑问。其次，针对文章存在问题提出相应建议：（1）缩减1999年前后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年限；（2）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并把1999年的高校扩招作为工具变量。
浙江财经大学马汴京分享了题为《机会不平等与生育意愿》的研究。该研究利用CFPS 2010-2018年的数据，生成机会不平等指数，分析了机会不平等对社会各阶层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1）机会不平等恶化了孩子的发展预期，减少了人们的理想子女生育数量，普遍降低了社会各阶层的生育意愿；（2）机制分析结果显示，机会不平等高企的地方人们对未来更没有信心，初婚与初育年龄也更晚；面对机会不平等导致的学历贬值，为了避免学历下降或地位下降，父母反而加大家庭教育投入以提高子女质量，进而抑制了生育意愿。
南京财经大学陈杰做出相关评述。陈老师提出完善建议：（1）在构建县区层面的机会不平等指数时，应纳入更多县区层面的考量，如教育、医疗等方面；（2）机会不平等更多体现为“差距”，需要进一步理清机会不平等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例如，机会不平等影响主观感知，为什么会影响生育意愿？推迟婚育年龄可能影响生育意愿，机会不平等为什么会导致婚育推迟？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院杨沫分享了题为《公共教育支出与代际向上流动》的研究。文章基于CGSS 2010-2017年数据，在克服多重内生性的情况下，分析了公共教育支出对代际教育向上流动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公共教育支出显著提高了代际教育向上流动性，且对父亲学历水平较高家庭的影响更强，即“互补效应”强于“替代效应”，公共教育资源的分配一定程度上存在不公平性；（2）“互补”关系的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公共教育支出更能帮助父亲学历较高家庭的子女获得高等教育学历，同时父亲的高学历和家庭的高收入极大提高了子女进入“重点学校”就读的概率。
浙江财经大学马汴京做出相关评述。马老师认为，数据中高等教育学历比例偏高，核心解释变量的解释不够清晰，并建议细化控制的地区层面变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杨晓亮分享了题为《劳动年龄的机会均等与最优个人所得税》的研究。文章基于2018年CFPS数据，将年龄特征引入Mirrlees最优税模型，对分年龄征收个税后的各收入组中不同年龄段群体应缴纳的税收进行模拟。研究发现：（1）以年龄作为可观测个人劳动机会标签的所得税值在中国是可行的。其中，高收入群体应当承担更多税负，低收入群体应获得更多转移支付；壮年群体应当承担更多税负，青年和中老年群体应获得更多转移支付；（2）相较于忽视年龄的所得税制，区分年龄的最优税制不仅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的社会福利提升，还能更大程度地减少收入不平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院杨沫做出相关评述。杨沫指出，该文章在以下方面有待完善：（1）基于年龄的“就业机会差异”有多少可以反映在不同年龄组的工资收入差距上？（2）基于CFPS微观数据集确定居民收入分布的合理性有待商榷；（3）用我国当前的劳动者就业年龄结构来推动未来个税改革方向是否合理？
C1分会场：要素回报
浙江大学迟舒桐汇报分享了题为《土地发展权转移、农村建设用地流转与劳动力转移——以重庆“地票”制度为例》的研究。该文章基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收入-成本框架进行了理论分析，接着使用CHIP2002、2008、2013及2018年农村家庭调查构成的四期混合截面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验证了重庆“地票”制度有效推动了农村劳动力流动，主要机制为城乡土地与资本交换，异质性分析表明政策效应随家庭土地禀赋增加而减弱，但随家庭财富禀赋增加而加强，最后进一步讨论了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
浙江大学高叙文做出相关评述。高老师认为，此篇论文实证规范，但重庆“地票”制度涉及的主要为农村建设用地，文章未谈及它与农村耕地的区别和联系。不同于耕地，建设用地的流转主要通过村集体经济的增加、降低农户流动性的约束来促进农户增收，因此建议进一步验证“地票”制度是否对流动性约束更强的农户的影响。
浙江大学崔柳分享了题为《人力资本要素回流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来自国家返乡创业试点县的经验证据》的研究，探讨国家返乡创业政策的实施对城乡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及其内在机理。该文首先梳理了2008年到2022年政府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文件，基于推拉理论进行了理论分析，实证部分整理了2005-2021年中国27个省份1225个县的面板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验证了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实施可以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发现该政策主要通过促进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业创业企业数量提升和提高乡村非农就业水平发挥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实施在中西部地区和经济发展薄弱地区的效果更显著。
浙江大学迟舒桐做出相关评述。迟舒桐提出了样本选择相关问题，并建议在机制解释部分对于农业创业数量增加和非农就业增加进行更深入的理论解释。
浙江大学陈伟分享了题为《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乡村发展与农户收入不平等研究——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的实证研究》的研究。首先，该文介绍了目前中国收入不平等和数字乡村发展的现状，理论分析了数字乡村发展弥合低收入农户数字鸿沟、促进低收入农户非农就业和农村家庭创业的内在机制。接着，使用2018-202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调查数据和北大联合阿里发布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数字乡村发展均在平均意义上显著缓解农户收入不平等，主要通过促进低收入农户参与本地非农就业和家庭创业来改善家庭收入水平缓解农户收入不平等；（2）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较低人力资本、较低物质资本、较低社会资本和较低金融资本的农户具有显著增长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李紫薇做出相关评述。李紫薇认为该文选题较好，文章工作量较大，论证角度丰富。针对遗漏变量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提出相应解决方法，并指出需要进一步考虑不同年度数字乡村发展指数统计口径的非一致性。
中国人民大学李紫薇分享了题为《地方公共债务对要素收入分配影响研究：基于劳动收入份额的视角》的研究。该文首先建立了一个包含地方政府、企业、银行和家庭的四部门模型，分析政府债务扩张影响社会总要素收入份额的机制，包括企业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引起的企业生产决策变化和行业市场份额两个途径。实证部分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地方公共债务扩张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机制包括融资挤出效应和市场结构效应。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刘永琦做出相关评述。刘永琦认为，该文章研究角度新颖，构建了丰富的理论模型，但文章可补充异质性分析部分，如区分债务类型、企业类型和地区差异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刘永琦分享了题为《劳动报酬占比变化的再分配效应和调整效应——基于工业企业数据（1998-2007年）对我国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再解释》的研究。该文使用工业企业的数据，从企业发展的动态角度出发，对中国企业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原因进行了解释。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市场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位企业劳动报酬占比下降引起的。
浙江大学崔柳做出相关评述。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计算，崔柳建议补充使用生产法、收入法或二者加权平均等，以增强结果的稳健性。另外，崔柳认为文章实证回归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有待进一步讨论，建议选择合适的工具变量，如构建企业行业层面的冲击变量。
A2分会场：消费和支出
上海财经大学宁磊分享了题为《激活沉睡的房产-再融资与家庭消费》的研究。该研究通过构建一个不完全市场异质性家庭生命周期模型，采用局部均衡框架，探讨了引入再融资政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1）无论从短期或者长期来看，引入再融资政策都会促进房价上涨，消费增加，起到稳定房地产市场的目的；（2）再融资政策还会令家庭的储蓄得到合理利用，降低家庭负债和流动性资产的累积，起到优化家庭资产负债表的作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邹建文做出相关评述。首先，邹老师对宁老师的研究成果做出高度肯定，认为其对再融资政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接着，邹老师指出，中国背景下，再融资的组成部分要再行考虑，并建议整理中国再融资政策的制度背景。最后，针对数据使用、模型拟合等方面，给出了几点建议。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邹建文分享了题为《政府补助、收入风险与居民消费——典型事实与生命周期模型》的研究。一方面，该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描述了中国居民收入风险的典型化事实，分析了政府补助、离退休金等转移性收入在降低收入风险上的作用及其异质性。另一方面，建立带有政府补助的生命周期模型并进行结构估计，基于反事实模拟测度了政府补助的福利效应。结果发现：（1）在所有转移性收入中，政府补助在降低收入风险上的作用最大，并且这种作用在低收入居民、农村居民、低教育程度居民更大；（2）政府补助的存在显著提高了居民的消费，并且能够降低消费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
中国人民大学王奥欣做出相关评述。王奥欣认为，从收入风险的视角研究政府补助的社会保障作用是一个较为创新的研究视角。但是，就数据选取而言，建议将60岁以上的老年人纳入考虑，从而增强结论的可信性。
中国人民大学王奥欣分享了题为《规模与累进性的相对重要性研究——基于个税与转移支付再分配效应的研究》的研究。该研究基于CHIP数据和LIS数据，对个人所得税与转移支付的规模与累进性的相对重要性进行分解，并在考察规模与累进性相关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收入分配机制。研究指出，规模因素是导致我国个税与转移支付的再分配效应低于大部分OECD国家的主要原因。因此，对于我国当前再分配格局，不论是税收还是转移支付，提升规模都要比提升累进性更为重要。
北京师范大学的张尉做出相关评述。首先，张博士从研究视角、方法使用等方面对该研究做出肯定。其次，张博士指出该文章在行文逻辑、引言写作上有待改进，并建议精简方法介绍，增加与其他结果的对比。
北京师范大学张尉分享了题为《规税收优惠下的企业应对与福利损失》的研究。张尉博士指出，该研究重点研究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下的企业行为应对。通过构建企业行为应对的理论模型，估计小微企业的应税利润弹性，识别企业在实际生产和规避方面的反应，并评估税收优惠政策的福利影响。结果发现：通常而言，减税政策会降低税对企业生产行为造成的扭曲。但作为一种规模偏向性政策，所得税减半征收也会对企业行为产生额外的扭曲，造成明显的效率损失。因此，在制定规模偏向性税收优惠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企业的行为应对。
浙江大学崔雪做出相关评述。首先，崔雪对文章在研究视角、模型构建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高度肯定。接着，就引言的完善、模型的内生性等方面提出思考，并建议进一步探索税收优惠对福利影响的机制。
浙江大学崔雪分享了题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收入受损与居民消费变动》的研究。研究将2020年月度城市层面蚂蚁开放研究实验室的消费数据与各地卫健委公布的新冠确诊人数相匹配，采用固定效应法，实证探究新冠疫情对线上消费占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新冠疫情强度的增加，线上消费占比也会相应提高。该增加的主要机制是新冠疫情提高了新增线上销售企业的占比，同时抑制了地区的线下经济活力。此外，从城市异质性角度来看，新冠疫情对线上线下消费结构的影响在消费规模较大、城镇化率较低的地区更为显著。
上海财经大学宁磊做出相关评述。宁老师指出，该研究逻辑清晰、结构合理、数据较为独特，是一篇较为规范的文章。接着，宁老师针对该研究在分析框架、核心变量构建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提出自己的建议。
B2分会场：收入差距
浙江大学赵小漫分享了题为《教育公平与收入差距——基于教育隐性补贴的再分配效果估计》的研究。该研究利用宏观省级教育经费支出数据、2013年和2018年CHIP数据，分析2013年以来教育资源分配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变化，以及教育隐性补贴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1）基础教育各级支出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总体上呈缩小态势，农村地区的教育公平性仍然低于城镇地区，东部地区的教育支出差距最大，中部最低；（2）教育隐性补贴的再分配作用增强，且在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发挥的作用强于社会保障；（3）通过教育投入与收入不平等的国际比较，发现中国当前教育投入相对不足，特别是在生均教育支出方面，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再分配政策的效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贺天祥做出相关评述。贺天祥认为，该文的文献综述有待加强，并建议进一步解释教育公平与再分配之间的关系，补充教育公平影响再分配的证据。
中央民族大学刘婧分享了题为《Housing Wealth of Older Adults and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in China》的研究。该研究基于2015年和2018年CHARLS数据，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老年人口的住房财富会如何影响其成年子女对其的经济支持。结果显示：（1）老年父母的住房价值增加显著提高了子女的经济转移支付，同时，这种住房财富的影响在有多个子女以及至少有一个男孩的家庭中更为显著，但这种影响在独生子女家庭中并不显著；（2）与高收入家庭相比，老年人住房价值的增加更有可能提高低收入家庭子女对其的转移支付水平。
浙江大学左红做出相关评述，并从三方面给出建议：一是考虑将农村样本纳入分析；二是解释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而非其他方法的原因；三是进一步说明父母与子女的分类方法。
浙江大学吕婷婷分享了题为《“保险+期货”试点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研究》的研究。该文基于2014-2021年我国县域“保险+期货”试点政策，采用DID识别策略研究了“保险+期货”试点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保险+期货”试点政策显著改善了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其中对贫困县及财政预算支出相对落后地区的改善效果更为突出，“保险+期货”试点政策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浙江大学周康做出相关评述，给出以下几点建议：一是在政策背景讨论基础上进行研究综述的阐述；二是详细解释负权重问题；三是进一步讨论机制问题，究竟是“保险+期货”切实提高农村居民收入降低城乡收入差距，还是生产行为的调整，或是劳动力流动行为变化等的影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贺天祥分享了题为《管理市场还是干预分工——斯密定理的中国经验证据》的研究。该研究以中国加入WTO显著扩大市场规模为背景，基于中国工商和行政管理总局2000-2002年日度每家企业进入和股权关联数据，通过年月DID的研究设计，分析市场规模如何影响社会分工，并尝试解释中国企业大量出现和关联性不断增加的特征事实。研究发现：（1）市场规模增加是促进分工演进的原因，且该影响具有普遍性；（2）从内在机制看，贸易分工增加为企业进入提供了机会，同时市场活力提升完善了优胜劣汰；（3）市场规模扩大并不会推动企业采取变更经营方式等手段获得市场机会，企业内部关联度提升有限，但企业与国有和大型企业的外部关联不断强化，以此增加获取更多资源配置机会。
浙江大学赵小漫做出相关评述。赵小漫认为，入世对不同产业的影响不同，能否进一步讨论入世对不同行业的企业进入产生的影响。
浙江大学周康分享了题为《婴幼儿期健康干预与人力资本积累：来自乙肝免疫规划的证据》的研究。该文采用基于出生队列方法构建DID的识别策略，研究92免疫规划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及其对被影响群体更长时期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结果显示：（1）乙肝免疫规划实施后，受影响群体的人力资本表现显著提高，这种提升对女性及农村儿童更明显，且这种提升具有持续效应；（2）乙肝免疫规划对人力资本的正向作用路径主要包括两种：一是延长预期寿命进而增加人力资本回报期，二是改善健康状况进而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效率。
中央民族大学刘婧做出相关评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是92乙肝规划并非免费提供，可能导致无法识别个体是否接种和产生遗漏变量的问题；二是影响机制不足，需要进一步加强；三是进一步解释图和表。
C2分会场：数字技术
西南财经大学揭梦吟分享了题为《数字治理与扩大再分配：现金转移支付瞄准效率的视角》的研究。该文章基于手工整理的核对系统政策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多期动态双重差分（Time-varying DID）方法，研究了数字治理对政府转移支付瞄准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核对系统可以通过“降低审核成本”、“提高信息质量”两个途径显著降低低保的错保率，显著降低低保的“精英俘获”问题，准确识别不同收入和资产水平的人群。
山东师范大学李晓楠做出相关评述。李老师认为，该文章从数字治理的角度研究转移支付的瞄准效率，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取得一定创新。但在转移支付项目瞄准率测量依据、机制分析等方面存在进一步改进空间。
山东师范大学李晓楠分享了题为《数字经济如何促进中国居民增收？——基于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的研究。该研究考虑了包含数据要素的生产函数，根据已有研究提出“数字经济通过促进居民就业从而影响居民收入水平提升以及结构的优化”与“数字经济对我国居民收入的影响具有非线性”两条假设，利用中介效应、Heckman两阶段等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得出数字经济促进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收入结构优化，通过促进居民就业进而影响居民收入，具有城乡、区域、人力资本异质性的结论。
华东师范大学张敏做出相关评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丰富文章创新点，更加清晰界定数字经济概念；（2）考虑丰富收入结构优化的概念支撑，以及考虑数字经济本身的非线性影响。
华东师范大学张敏分享了题为《人工智能、就业结构变迁与就业促进政策选择：二元劳动力市场搜寻匹配视角》的研究。文章对经典的劳动搜寻匹配模型进行本土化扩展，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冲击对劳动力市场均衡结果的影响机制和促进就业的政策选择。研究结果表明：（1）在人工智能技术冲击下，就业极化现象出现，低技能就业和新兴就业（人工智能冲击催生）兴起；（2）整体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劳动收入呈现益贫式发展特征；（3）在成本相同的情况下，岗位补贴提高就业率具有显著成效；（4）失业保障救助和企业所得税减免具有缩小收入差异优势。
澳门城市大学赵婧做出相关评述。赵老师指出，研究将具有中国特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和工人技能异质性引入前沿劳动搜寻匹配模型，研究结论为实现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就业战略的协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政策启示。同时，赵老师就现实中次要市场就业工人通过岗位培训和工作经验积累等“干中学”渠道提升其劳动技能或劳动生产率的过程、能否深入探讨次要市场等方面进行讨论。
澳门城市大学赵婧分享了题为《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员工结构与员工薪酬的影响》的研究。文章利用2013-2021年所有服务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对员工总数、员工结构及薪酬的影响，并就高端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进行异质性探索。研究发现：（1）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员工数量和员工结构产生显著影响，同时增加了员工薪酬总额；（2）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的就业效应存在异质性。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邹伟做出相关评述。邹老师指出，文章从多角度分析了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对员工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具有多层次与丰富性。建议：（1）企业数字化中可能出现“漂数”现象，可以就这一现象进行考虑；（2）可从业务量角度、技术需求角度等解释服务业数字化对内部员工影响的机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邹伟分享了题为《数字金融发展与末端基础设施空间分布不平等》的研究。文章基于创新性的全国快递网点地址数据，探索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快递配送网点为代表的末端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物流网点建设。从影响渠道看，其一，数字金融促进了支付和物流环节的衔接和畅通；其二，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激发居民消费需求；其三，数字金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传统金融难以触及地区的创业行为。（2）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尤其有助于受教育程度高、基础设施完善以及互联网发达地区的快递网点发展。
西南财经大学揭梦吟做出相关评述。揭梦吟认为，使用“支付宝集五福”活动作为工具变量是本文的一大创新点。就研究范围来看，本文关注全国层面，建议未来细分至区县层面，同时进一步完善数字金融促进消费的机制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