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字翻译自布兰科·米兰诺维奇的演讲稿）
大家好，首先要感谢贵院邀请我在首届共享与发展·浙大论坛上做一个关于不平等的演讲。当然，我更希望能亲自到场。但鉴于我们现在面临的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我只能在线上进行这场演讲。
我今天的演讲将关注于三种类型的不平等。首先，我想说一下全球不平等。它的定义是什么，以及它在过去两个世纪中是如何演变的。其次，我想更多地关注过去20到30年间的变化，中国确实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最后，我想就中国的不平等及其对共同富裕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提出一些想法。
因此，让我从全球不平等问题开始。我知道定义有时不是很有趣，但我必须从它们开始。根据定义，全球不平等是世界上所有公民之间的不平等。很显然，我们没有所有个人的收入数据，但我们有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具有代表性的收入数据，包括像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巴西等最大的国家。因此，基于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家庭调查和收入数据，我们将其转换成国际元，使其原则上在各地具有相同的购买力。我们通常为每个国家计算收入的百分位数，将这些人从自己国家最贫穷的百分位数列到最富有的百分位数。例如，我们会有中国最底层的1%，最底层的2%，最底层的3%的数据，一直到中国最顶层的1%。我们对其他所有国家做同样的处理。原则上，这实际上涉及到全球约100个国家，包括了全球约95%的人口。随后，每个人基本上都像这样在世界收入分配中排成一 排，这给了我们一个世界收入分配。这实际上与任何个别国家甚至个别城市的收入分配没有任何区别。问题只是你的研究领域是一个城市、一个省还是一个国家，或者在这种情况下，是整个世界。现在，这种全球不平等可以被计算出来，尽管不是以我刚才解释的详细方式，但甚至可以计算出19世纪的情况。如果我们假设这些19世纪的数据有一定的准确性，当然它们不会特别准确，但我们至少可以有一些了解。
我们发现的是，在西欧和英国的工业革命时期，全球不平等是相当严重的，但它仍然比19世纪期间要好得多。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19世纪将全球不平等推高的力量是什么。它们实际上是西欧、北美以及后来日本的工业革命的力量，这些力量使得这些国家变得更加富有，并与世界其他国家拉开了距离。另一方面，印度和中国的平均收入要么停滞不前，要么甚至出现了下降。因此，世界不同地区形成了巨大的差距，这些巨大的差距也意味着生活在技术更发达或工业化国家的人和生活在亚洲的大国（如印度和中国）的人之间的实际收入有很大的差异。因此，这种不平等在整个19世纪持续增长。然后基本上在20世纪上半叶，它达到了顶峰，并保持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平。高到什么程度呢，大约达到了基尼系数0.70的水平，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不平等，例如，比今天存在于南非的不平等要高得多，而南非可能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全球不平等一直保持在这样一个极高的水平，直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的情况是，中国开始快速增长，后来又有其他国家加入，如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实际上，这些亚洲国家在过去没有什么增长，而现在是增长的领导者。这对全球不平等的影响是，生活在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中的许多人变得更加富裕，所以他们开始通过收入分配向上移动，同时减少了全球不平等。只是因为富裕国家的人和亚洲新兴经济体的人之间的差异变小了，所以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基尼系数几乎每年都在下降。而就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基尼系数大约是0.6。这仍然比19世纪最开始的时候高，但大大低于我之前所说的20世纪中期和20世纪后半期的基尼系数。
为什么我想与大家分享这个世界经济史的简短故事，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强调第一次工业革命和当今的技术革命与亚洲崛起之间的某些相似之处。第一次工业革命实际上导致了国家和人民之间的不平等加剧。而今天的技术革命和亚洲的崛起，有点像过去的镜像，只是现在这些变革实际上正在缩小全球不平等。所以这基本上是过去两个世纪的情况。再一次地，如果你想让它看起来有点像一个倒U型，你会有一个增长，你会有一个峰值，然后你会有一个下降的开始。当然，中国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特别是在全球不平等的下降时期，这要归功于中国40年来的高增长率。
这也意味着中国和中国人口逐渐从全球收入分配的较底层过渡到中间层，甚至上升到最高层。比如中国城市地区最富裕的人群现在也位于全球收入分配中的前1%或2%。这也意味着在相对位置上有很大的调整。换句话说，当中国或印度人口进入全球顶层收入群体时，之前的全球收入分配格局会发生改变。 例如，如果中国人的收入水平原先位于全球收入分布的50%，当其上升到60%或70%时，其他人的相对位置就必须下降。这实际上意味着，美国等富裕国家以及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等欧洲许多国家的底层人群在全球收入分布中的位置实际上略有下降，比三十年前处于更为弱势的地位。这就是相对位置的重大调整，不仅是国家的相对位置，而且是这些国家中个人的相对位置。当然，中国因为其规模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由于中国人口在全球收入分配位置的总体提升，中国的增长不再单纯意味着全球不平等程度的下降。 现在有些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会这样?回想我刚才所说，中国以前是如何在减少全球不平等方面发挥作用的。当你想到这个，原因就很简单，只是因为当今中国已经变得足够富裕。例如，相对于印度、尼日利亚、苏丹或其他国家，中国的加速增长实际上会加剧全球不平等。因此，全球是一个整体，中国的高增长率相对于全球不平等来说是相当中性的，仅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足够富裕的国家。另一方面，现在世界上减少全球不平等的关键国家或地区变成了印度，因为印度仍然比中国穷得多，还有我之前提到的非洲大国，如苏丹、尼日利亚、南非、刚果和其他国家。这就是新冠疫情前夕全球不平等的基本情况。疫情发生后，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因为许多国家的实际收入都大幅下降，这些下降不仅发生在欧美富裕国家，而且也发生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因此，情况变得相当复杂，因为我们真正谈论的是相对近期的事件，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有数据。我们可以说，全球不平等的减少已经停止。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基尼系数约为0.60。 并且在新冠疫情期间，基尼系数也没有太大变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不会加剧。事实上，在许多国家，疫情对贫困人口的影响要大得多，从而加剧了这些国家的不平等。
到目前为止，我将演讲的重点放在了国家之间不同的增长率上。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当然也起到了作用，但与增长率和收入水平的改变相比，这种作用是次要的。然后我们再来讨论中国国内不平等的作用。正如我之前所说，中国的高增长率对减少全球不平等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但中国国内的不平等加剧也意味着，鉴于我们现在讨论的是14亿人口，因此中国内部的不平等也是导致全球不平等加剧的一个因素。所以基本上到目前为止，我们有两股非常重要的力量来自中国。一个是中国收入的追赶，这减少了全球不平等。另一个是中国国内不平等的加剧，这加剧了全球不平等。所以这两种力量对全球不平等有着不同的影响。这就引出了我关于共同富裕的最后一个想法。众所周知，中国的发展和不平等演变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适度的增长率和相当低的不平等。从广义上说，这一时期是从建国初期到80年代初。然后是高增长时期，不平等加剧。 我们可以说，这段时期大约是从80年代到2010年。之后的时期也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但不平等没有进一步加剧。而现在，我认为实际上很多人希望中国将继续保持显著且重要的增长率，但不平等将开始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自身不平等的减少当然也会对全球不平等产生积极影响。因为在这样一个大国减少不平等，对世界来说将是一个积极的消息。但最重要的是，我认为这对中国来说将是一个积极的消息，因为它将能够更广泛地分享增长的成果。
现在我想说的是，尽管我的观点可能存在错误，但在我看来，中国的不平等至少有三个重要因素，针对这三个因素的共同富裕政策将减少不平等。第一个是中国西部和东部地区的平均收入差距很大。显然，促进中国欠发达地区和省份经济增长的政策，将是减少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推动力。第二是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现在中国的情况很有趣，因为在许多其他国家，城乡差异也很大，但中国有趣的是农村的不平等程度相当高。如果你比较中国和泰国，泰国的城乡差距也很大，但城市内部的不平等程度明显更高。在中国并非如此，但中国城乡差距依然非常大。然而，在过去的十年里，城乡差距已经在缩小。我认为，通过放宽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实际上还会进一步地缩小城乡不平等。因此，这将是减少中国不平等的第二大推动力。第三个重要的推动力，在我看来应该是中国的每类社会群体都享有更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中国并非例外，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中，减少不平等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每个人都能更容易地获得高水平教育。最后这个因素提醒我们注意：减少教育不平等和提升社会流动性，是一个至少需要五到十年才能看到效果的过程。所以，我只是想提醒大家，我们不能指望减少不平等的结果马上就会出现。我们不能急躁地认为效果会在一两年后出现。正如我提到的所有三个过程：减少省际不平等、减少城乡差距和缓解教育不平等，都需要时间。因此我认为，乐观的话，如果共同富裕的重要政策要取得成功，我们可以预期在几年甚至十年内看到效果，关键在于这些政策要在更长的时间内执行和持续，直到带来结果。所以我由衷地希望中国的情况会是这样。我认为，通过这样做，中国显然帮助了自己，最大程度地帮助了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民，同时也将继续对世界和全球不平等产生非常积极和良好的影响。非常感谢大家。
很高兴有机会在此次论坛上发言。衷心祝愿你们工作顺利，我也希望未来能有机会和你们见面。非常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