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发言之前，我想祝贺浙江大学新成立的共享与发展研究院的第一届年度论坛成功举办，我很高兴能在首届活动上发表主旨演讲。
在发言之初，我要首先强调建立共享与发展框架的重要性。过去，人们认为增长会自动地导致共同富裕。约翰-F-肯尼迪曾说过，潮起潮落，水涨船高。在经济学中，有一个长期的传统理论，那就是所谓的“涓滴经济学”。它指的是经济增长会使每个人从中受益，好处会以某种方式从顶层一直延伸到整个社会。从未一个理论可以证明或解释为什么会这样。而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情况并非如此。例如，在美国，我们已经看到那些处于顶层的人做得特别好，但那些处于中间的人收入停滞不前，而底层的人甚至收入在下降。体现这一点的是，在过去65年中，一个非常长的时间，尽管美国的平均收入已经增加，并且那些处于顶层的人的实际收入已经飙升（这里指的是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工资），但那些处于底层的人的收入根本就没有增加。这一点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未能实现共同富裕导致了社会的分裂，它同样导致冲突以及社会凝聚力的缺乏。这也是一种道德上的失败。发展的目标是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而不仅仅是少数人。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有明确的政策，共同富裕不会自动实现。在我自己的文章中，我已经广泛地描述了这些政策是什么。而且，在许多方面，各国有一个共同的框架。例如，一个国家必须有累进税、财富税、资本利得税、土地税，还必须对机会有足够重视。教育和获得金融服务对“机会”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必须为所有人提供健康和住房。有效地设计和实施实现这种共同富裕的政策，需要谨慎的监测。我们必须有方法来评估我们是否成功、失败在哪里。并且当我们看到失败，或者是比我们希望的成功更少，我们需要重新调整我们的政策。因此，我们需要测量的工具。我今天想用几分钟的时间谈谈这个问题。
近三十年来，我一直在为开发这些工具做出努力。当我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第一个成员，然后是主席时，我认识到衡量我们做得如何的标准——国内生产总值——有许多缺陷。它是衡量我们成功的一个非常有限的标准，它没有考虑到缺乏可持续性的问题，它没有考虑到环境退化或资源枯竭。在我离开经济顾问委员会后，我共同主持了一个关于经济表现和社会福利衡量的国际委员会。这个名字的选择反映了我们的愿景。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狭义的经济表现，而是更广泛的社会福祉的概念。我们关注的一个主要焦点是这个共享或共同富裕的概念。这些想法反过来又成为一个关于开发更好的测量工具的国际运动。这场运动的总部设在经合组织，并开发了一套指标，称为美好生活指标。这些指标背后有三个关键的想法。第一个想法是，更高的生活标准有多个维度，收入不可能概括所有这些维度。我几分钟后再来谈这个问题。第二个想法是，社会内部对于生活标准在某一方面的相对重要性可能存在不同的看法。而为了了解情况，我们需要看看这些维度中的每一个维度。第三个想法是，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可能会受到不同的影响。在美好生活指标方面的丰富数据使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群体的不同经历。一个群体可能会在健康方面遭受剥夺，另一个群体可能在营养方面遭受剥夺，还有群体可能会在教育方面遭受剥夺。当我们力图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时，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社会中每个群体的情况。当我说群体时，它可能是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异，它可能是年龄、性别、民族、种族和地点的差异。因此，美好生活有很多很多维度，这些丰富的数据使我们能够以更精细的方式调查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正在发生什么。
衡量标准很重要，因为你所衡量的东西会影响你所做的事情。当然，这在我们这个以目标为导向、以衡量标准为导向的社会中尤为重要。如果你不衡量某件事情，就会有一种危险，即你不会关注它。这意味着，衡量标准必须是全面的。福祉的所有方面都必须被纳入。很明显，收入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当我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时，我们进行了一项涉及10000多人的大规模项目。我们想知道他们生活的哪些方面受到贫穷的影响最大。这是一项我们称之为 穷人之声的项目。很明显，缺乏收入是第一位，但他们还强调了其他一些事情。其中之一是缺乏发言权。事实是，人们没有注意到穷人所说的话，并且这很重要。另一个是缺乏保障。保障有许多不同的维度，身体的保障、健康的保障、工作的保障、退休的保障。所有这些缺乏保障的每个方面都对穷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使我想到我们对福祉的一些非常具体的方面的关注。诚然，不仅仅是对穷人，而是对我们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如此。我们都关心健康，关心受教育的机会，关心工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工作是生活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关心有保障的退休生活、关心环境。人们希望呼吸到干净的空气。当然，对于大多数社会观点，可持续性、环境的可持续性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关心有安全的食物，不用担心他们吃食物时可能会中毒或生病。
因此，福祉包括许多许多方面，太多了以至于无法一一列举。所以我们必须集中精神。但有些方面比其他方面更容易衡量。但我们不能把社会的所有这些不同方面都归入一个单一的数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我们需要一个数据面板，它大到足以纳入最重要的方面，人们关注的最重要的事情，但同时小到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几个特别重要的事情上。从另一个角度看为什么拥有这个数据面板而不是一个单一的数字是如此重要，是因为社会太复杂了，以至于无法用任何单一的数字来概括。但是，如果我们要谈论共同富裕、共享富裕，我们也需要关注福祉的每个维度的不平等现象。
历史上大多数的讨论都集中在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上。但是，在我们大多数社会中都非常明显的健康差异在COVID-19中起到了很大作用。COVID-19不是一个平等机会的病毒，它对健康状况特别差的人穷追不舍。在一个像美国一样没有良好公共卫生系统的国家，有许多健康状况很差的人特别容易受到COVID-19的影响。你知道，有时我们认为，仅仅因为一个国家非常富裕，它就会在我之前提到的每个方面做得很好。但美国再次表明，情况可能并非如此。虽然美国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中平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但在健康方面，它的表现却是发达国家中最差的，预期寿命是广大发达国家中最低的。这只是说明了这样一个命题：在福祉的一个方面做得好，并不意味着你在福祉的其他方面也会做得好。而且一般而言，看平均水平是不够的。平均水平可能做得很好，但一个国家的大部分群体可能做得非常糟糕。
健康方面的差异是美国的死亡率、死亡人口是世界上最高的原因之一。但是，不仅健康差异在COVID-19中起了很大作用，保障方面的差异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那些处于底层的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吗？幸运的是，政府插手了。但是，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保护制度也有明显的弱点。对于那些接触到COVID-19，并被感染的人来说，基本上没有保障。并且有这么多人，大约40%左右的人靠发工资生活。这意味着，当这些人生病时，如果他们可能去工作，他们就去工作。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疾病蔓延。因此，这是一个有趣的案例，社会的整体福祉因为我们的卫生保健系统的不平等和社会保护系统的缺陷受到了非常大的伤害。这类的不平等对社会和谐有极大的破坏作用。当这些差距跨越民族和种族群体，或存在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于一个地方和另一个地方之间，它们会产生尤具破坏性的影响。人们经常在西方国家看到的紧张局势，以及特朗普总统时期非常明显的政治紧张局势，都与这些巨大的差距有关。它们导致了内部敌对和冲突，形成了我所说的远非和谐的社会。
在评估公共部门活动的有效性方面，衡量标准尤为重要。在运作良好的私人商品市场中，我们通常至少可以将利润作为成功的部分指标。那些以高效的方式生产他人重视的商品和服务的人将有更大的利润，因此我们可以说他们做得很好。但在公共部门，我们通常没有同样的评估。一般来说，评估公共部门要难得多。一些国家，新西兰、苏格兰、冰岛、加拿大、澳大利亚，在将指标纳入到预算编制和评估方面，已经做出了勇敢的努力。有趣的是，甚至财政部及财政部长也已经关注这些问题。有时你会认为我谈到的这些方面是卫生部或教育部的问题，但有几个国家实际上已经把它们放在了资源分配的中心。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他们已经意识到支出的目标，或者说政府支出的目标，是以一种共同的方式提高所有公民的福祉，所以他们想知道他们的努力取得了多大的成功。现在，在某些情况下，部分国家只关注某些方面。例如，在新西兰，关注的重点是减少某些儿童被剥夺的情况。而在其他国家，对福祉的更广泛的评估一直是他们关注的中心。
有一些工具可以用于评估我所描述的狭义和更广泛的方面。对健康、营养和教育剥夺的评估可能是相对直接的。评估所谓的主观幸福感当然更加困难。但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已经开发了一些工具，以可复制和可核查的方式来做这件事。在委员会的一些工作中，包括我分享的经合组织的关于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衡量的小组，我们已经描述了其中一些工具。在一些领域，比如保障，既有客观指标，也有主观指标。例如，一个客观指标是在贫困线以上的人陷入贫困的风险。这是一个客观的衡量缺乏保障的指标，一个中等收入的人可能会陷入贫困，这当然会引起很多不安全感。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程度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的问题非常重要。除此之外，还有衡量复原力的标准，即一旦你陷入贫困，你能多快地恢复过来的能力。在COVID-19事件之后，复原力的概念得到了特别的关注。这些是一套客观的衡量标准，然后还有一套主观的衡量标准：即个人对他们的福祉的看法，或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正在谈论个人对他们缺乏保障的看法。幸运但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客观和主观的衡量标准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但却高度相关。并且，使用多个指标可能会给出更可靠、更稳健的衡量标准。即使这些工具可能是不完美的，它们也可以有助于政府保持对重要事物的关注——即广义上的公民的福祉，实现我在这次谈话开始时提出的广泛目标，即所有人的共享和发展。
祝愿贵院在助力中国实现共享与发展这一伟大目标上一切顺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