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发表 | 刘培林：全球化新议程 基于均势的技术和产业安全格局

近日，我院副院长刘培林教授的文章《全球化新议程 基于均势的技术和产业安全格局》发表于《比较》第111辑。文章沿用萨缪尔森和鲍莫尔的分析，基于均势的技术和产业安全格局设置“四零”和“对等”议程，从而引导国际经济规则实现重塑。现与读者分享：

最近一段时间美国针对我国的技术封锁日益严厉，一些利益攸关的国家也在相互沟通，提出“重组供应链”的动议，旨在形成排斥我国的新分工格局。这些设想倘若得以实现，重组后的供应链把我国这样一个业已被实践证明能极大提升全球分工体系效率的巨型经济体排斥在外，将既不利于这些国家，也不利于我国，更不利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乐观一些的看法也许认为，目前的局面尤其是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仅仅是双方相互试探新底线的表现，不至于导致双方脱钩。即便如此，以什么样的基本原则划分底线并开展经济技术往来，也是需要分析的问题。

目前这种纷乱局面有复杂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发达国家对我国这样堪比大洲的巨型经济体的发展尤其是快速的技术和产业追赶抱有疑虑，担心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持续提高，会威胁它们自身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这种担心不会因为发达国家政府更迭而发生根本性变化。化解目前纷乱局面需要多方面努力。我国作为在全球供应链中地位日益突出的国家，应当立足全球和自身发展的伟大愿景，正确理解形势的变化，主动作为，通过设立相应的全球经贸治理议题，引导全球化深入发展。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特别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反复甚至倒退。一些人把最近几十年来的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归因于全球化。

1．萨缪尔森和鲍莫尔之忧

发达国家担忧在和发展中国家开展贸易往来的过程中，后者的生产率追赶有可能损害前者的利益。持这方面观点的学者包括萨缪尔森和鲍莫尔这样的世界级经济学家。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已过米寿之年的萨缪尔森（2004）撰文指出，如果发展中国家各种产品的相对生产率趋同于发达国家，即使前者各种产品的绝对生产率水平都低于后者，后者的福利也会变差。其背后的道理也很直观，因为相对生产率趋同就意味着两国比较优势趋同，从而就不必要进行专业化分工并开展贸易，而会回到各自生产所有产品的自给自足状态。更具体地说，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上的生产率追赶，会损害发达国家福利。鞠建东等（Ju and Yang，2009）也在一个两国模型中证明了这一点。

除了萨缪尔森以外，鲍莫尔等（Gomory and Baumol，2000，第四章）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国际贸易中因为生产率追赶而可能导致的国家间利益冲突。在他们的分析中，全球产品种类是固定的，有的国家可能生产和出口更多种类的产品，从而在全球总收入中占有较大份额，而其贸易伙伴国则只能生产和出口余下的较少种类的产品，在全球总收入中占有较小份额。当贸易和分工水平处于中间的区间时，国家间利益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当然，如果贸易和分工水平在这个特定区间之外，也即处于很低程度的话，提高分工和贸易水平会使两个国家都受益，只要不越过上面所说的那个中间区间的上下限。不过，鲍莫尔等也澄清，“本书有可能会被误认为有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而事实并非如此”。

萨缪尔森和鲍莫尔之忧，根本上是对发达国家能否保持自身比较优势之忧，是对发展中国家以多快速度、在多宽的技术和产业谱系上追赶发达国家之忧。而从发展中国家角度看，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在尽可能宽的技术和产业谱系上追赶发达国家，又是改善本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根本出路。这样一来，似乎就产生了内在的矛盾，尤其是当快速追赶的国家是中国这样堪比大洲的巨型经济体时，发达国家的担忧会更甚。

2．萨缪尔森和鲍莫尔之忧可能引发的“囚徒困境”

目前发达国家化解萨缪尔森和鲍莫尔之忧的手段是，限制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并在自己国内或动员多国拒绝采购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高技术产品和服务，甚至限制人员和留学生往来。而中国的博弈策略是，制定国家战略，力图动员全社会力量自主研发发达国家限制出口的技术和产品，进而形成自主可控的技术和产业安全格局。如果今后发达国家对我国技术封锁力度进一步加大、持续时间过长，那么我国产业断链的可能性会日趋严重。

倘若技术和产业体系割裂，虽然完全靠自力更生也能逐步实现技术进步，但在逆水行舟般的国际竞争中，我国技术和产业升级步伐会大大慢于其他国家的联合体。割裂后其他国家和全球福利也会受损。由此形成的格局，较之全球化深入发展、国家间分工协作的格局而言，无疑是共输的“囚徒困境”。

扭转目前这种局面，推动全球化重回健康发展轨道，首先需要澄清，萨缪尔森和鲍莫尔之忧是不是无条件成立。

1.萨缪尔森和鲍莫尔之忧并非无条件成立

最近的研究（Giovanni、Levchenko and Zhang，2014）表明，在更加贴近现实的多国模型中，某个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追赶，会由于第三国的存在而不会导致萨缪尔森担忧的发达国家福利受损。

我们认为，即使沿用萨缪尔森和鲍莫尔的分析，只要放松其理论框架中暗含的产品种类固定的前提，引入更加符合现实的分析前提，即发达国家可以不断推动技术进步，研发新产品，不断形成新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技术和产业追赶过程中也会拓宽全球产业和技术谱系，形成新产品种类，而不是在发达国家开创的道路上亦步亦趋，那么，发展中国家技术追赶就不会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比较优势的全面趋同。从而发展中国家的追赶未必一定损害发达国家利益（刘培林等，2020）。

此外，正如新贸易理论强调的那样，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等因素作用之下，即使是发达国家相互之间也难以进入对方已经占据优势地位的行业和领域，更遑论追赶国家。事实上，鲍莫尔自己也在其著作（Gomory and Baumol，2000，第二章）中指出了这一点。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总体优势地位，不会受到国际贸易的影响。

退一步讲，即使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和产业追赶对发达国家福利有负面影响，即使国家间因为分工和贸易而存在利益冲突，一旦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技术和产业追赶会增加全球产品种类的可能性，那么，负面影响和冲突的严重性也远小于萨缪尔森和鲍莫尔所担忧的程度。这是因为，全球产品种类增加之后，各国可以在日益拓宽的产业谱系上形成各自比较优势，并分工开展生产和贸易。

2.美国目前对我国技术封锁的博弈论解释

可见，萨缪尔森和鲍莫尔之忧并非无条件成立的。既然如此，美国何以现在对中国实施技术和产业封锁？我们认为，美国目前的做法，是着眼长远而做出的选择。背后的考虑可用博弈论中的逆向归纳法加以说明，即从21世纪中叶我国这样的巨型经济体实现现代化目标时的情景逆向归纳。

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追赶，已使我国在一些领域的技术与美国差距明显缩小，虽然目前经济总规模和人均规模都明显低于美国（石光，2020）。展望未来，类比日本、韩国等国的经验，只要我国能实现高质量发展，避免大起大落，那么，到21世纪中叶虽然我国人均收入水平仍然没有跻身世界前列，但我国经济规模有潜力成为世界第一，且远超世界第二经济体的水平。

倘若能把上述潜力变为现实，那么届时仅仅按照和其他国家一样的比例投入研发经费，我国可动员的研发总投入就远超世界第二经济体，就可以在比其他国家宽得多的领域内开展研发活动。

此外，倘若能把上述潜力变为现实，我国将享有不成比例地高的资源配置能力优势，比如，在我国经济总规模占世界的30%后，全球500强榜单中落户我国的企业数量将远远超过30%；研发人才总量占全球的比例也将超过30%，从而在全球资源配置体系中的影响力要远超30%。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如果21世纪中叶我国能释放自身发展潜力、实现现代化，则届时我国将能在较宽的技术和产业谱系上与美国展开竞争。再假以时日，我国将有可能在非常宽的技术和产业谱系上冠居全球、领先美国。倘若我国届时也出于萨缪尔森和鲍莫尔之忧而对美国等实施技术封锁，则这些国家将陷入被动。

出于对未来这种被动局面的担心，美国眼下是选择和我国分工合作，还是选择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取决于其从现在到未来的收益的贴现总值。考虑到一旦我国这样的巨型经济体跃居全球第一之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很难超越，如果眼下不能获得我国做出的保障其未来技术安全的可信承诺，他们将在很长时期内甚至永久性地处于劣势。所以，即使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贴现率很高，也难以扭转收益贴现总值很小甚至为负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如果美国眼下不能获得我国做出的保障其未来技术安全的可信承诺，那么，其未来的被动局面带来的长期损失的贴现值，将超过眼下不阻挠我国技术和产业升级而能获得的和我国分工合作的短期收益。于是，美国眼下最优博弈策略就是对我国实施技术封锁，甚至联合其他国家一起实施封锁，遏制我国技术和产业追赶，阻止我国经济规模成为世界第一，进而不必担忧未来技术受封锁的可能。

针对目前的中美关系，基辛格最近指出，美国不应该致力于谋求其（技术）统治地位，而是应该“思考如何在经济世界中令他国无法恐吓讹诈我们，但这一目标不应该通过对垒和减低其他国家潜在的科技能力这一路径来达成”。基辛格进一步指出：“上一次人类历史上经历过的（与目前）相似的科技进步是几百年之前，在启蒙运动期间，印刷术的发明和由此带来的知识普及”。当时和现在最根本的分别在于，当时伴随着技术进步，哲学思想也正愈加繁荣，而后者也催生了社会如何处理科技进步带来的变化的概念性框架。“而在当今的时代中，技术性的思维模式正遥遥领先于概念性的思维框架。”

那么，目前局面下，应该提出什么样的概念性框架，以适应技术的快速变化和国家间的技术竞争？

3.基于能力均势的技术和产业安全格局

基于上述分析不难理解，化解目前美国对我国实施技术和产业封锁的办法，是找到能使美国相信我国即使经济规模成为世界第一、技术和产业跻身全球前列，也无法对美国进行技术和产业封锁；或者使美国相信我国若对它进行封锁，它能够对我国进行大体对等的有效反制。

我们认为，国别间相信对方不会对自己进行技术封锁，且一旦对方封锁，自己也能够实施对等反制，这样一种格局就构成了国别间基于能力均势的技术和产业安全格局。这是一种集体安全机制。在这样的技术和产业安全格局下，各主要经济体将各自保持一些技术和产业谱系上的比较优势，相互之间则形成一种均势。直观地说，360行的状元并不是被一国垄断，而是依经济规模大小，大体成比例地分布于若干相对发达的主要经济体。

在上述基于能力的技术和产业均势格局下，各主要国家就可以期待顺畅地和其他国家开展技术与贸易投资往来，博弈各方都没有激励频繁挑起摩擦。这种均势和国际政治关系中的均势类似，虽然“均势本身并不能确保和平，但均势若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并运用得当，可以限制根本性挑战的规模和频率，并在出现根本性挑战时加以抑制”（基辛格，2015）。

现实当中已经有基于这种均势原理运行的技术安排，即标准必要专利体系（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这个体系中的专利分属于不同国家的众多公司。少了任何一家的专利，整个体系都无法运转。理论上讲，其中任何一家公司都可以对自己的专利索要极高的许可费，否则就不授权，进而导致整个体系瘫痪。为避免出现这种局面，国际标准化组织（Standard Setting Organization）采用“公平、合理、非歧视规则”（FRAND），对索要极高许可费等做法予以限制。这一安排实际上就是一种技术均势。之所以能够形成这样一种均势，也是因为体系中的专利分属于不同的公司。

不难理解，如果美国确信未来能够形成这样的均势格局，能免于技术受封锁的担忧，其眼下的博弈战略就不是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而是与我国开展经贸、技术和产业往来，以获得较之对我国进行封锁更大的分工和贸易收益。

更进一步，不难理解，这样的一种安排，并非只是缓和中美经贸关系的权宜之计，还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可以成为基辛格倡导的适应当代快速技术变化和国际间技术竞争的概念性框架，从而成为全球化长期深入发展的前提。

4.以可信承诺推动形成均势格局

目前的全球化能否继续深入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能否做出妥善的安排。有学者认为今天中美之间的竞争和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德国和英国之间的竞争极其类似（Brunnermeier、Doshi and James，2018）。

历史教训表明，如果形不成这样一种基于能力的技术和产业均势格局，不仅全球化长期深入发展没有基本前提，甚至可能在国家间引发激烈的冲突甚至战争。一个世纪前，当上一轮全球化蓬勃发展、许多人士认为世界一片祥和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全球化进程中断。一战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被广泛认为埋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二战结束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化才迎来新一轮高潮。

在目前的形势下，如何形成这样一种基于能力的技术和产业均势格局，取决于各方尤其是中美之间的互动。在这种互动当中，中国作为后发追赶经济体，也可以采取主动，围绕形成这样的均势格局，提出相关的全球性动议。特别是，中国可以做出可信承诺，让其他主要国家尤其是美国相信，中国将寻求形成这样一种均势。

如何做出这样的可信承诺，或者说怎样的安排才具有高可信承诺？一个基本的思想是，只有放弃自身的一些可选项后，承诺才是可信的（Schelling，1956，1966）。比如，我国在研发成功核武器之后，对国际社会的公开表态，“中国始终奉行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核政策”（国务院新闻办，2019）。在国防领域的这个承诺是可信的，因为美俄等有更多的核武器，如果确证我国首先对它们使用核武器，它们可以实施规模更大的二次报复。

那么，在技术和产业领域，借鉴上述机制，做出“不论中国技术和产业发展到多高水平，都会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对任何国家进行技术和产业封锁”的承诺，是否可信？我们认为，仅仅做出口头承诺，是不可信的。因为一旦中国真的在极其广泛的技术和产业谱系甚至全谱系占据全球前沿，那么，倘若中国对其他国家实施封锁，它们将没有对等反制能力。

考虑到上述因素，第一种简便的可信承诺机制是，完全放手让市场支配技术研发和产业升级，而不实施任何政府产业政策干预。这种机制下，虽然由于中国经济规模有潜力成为全球第一，因而有可能积聚更高比例的高端要素，但中国所能占据前沿的技术和产业谱系的宽度，大体上和自身的研发投入成比例。同理，其他国家也彻底放弃政府干预，放手让市场力量支配技术研发和产业升级。这种机制下，各主要国家在宽度与自身研发投入大体成比例的技术和产业谱系上占据前沿，相互之间形成均势。

不过，现实当中各国都有某种形式的政府干预或产业政策。这种状况下，就需要设计第二种可信承诺机制。我们认为，我国这样的后发追赶大国，眼下就应以这样的承诺阐明我国的技术和产业安全观：我国不会凭借政府的战略安排和新型举国体制模仿发达国家的全部技术和产业谱系，并占据领先地位；而只追求在有限的技术和产业谱系内进行追赶并力图占据领先地位。同理，其他国家也承诺不谋求在所有技术和产业谱系特别是自身的弱项上实施产业政策。这种机制下，通过相互谈判，并辅以某种形式的相互核查，各主要国家之间也能形成技术和产业均势。本文第三部分将围绕有关谈判的问题进一步展开分析。

这样的技术和产业均势格局，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并不意味着放弃技术追赶和产业升级；于发达国家而言，意味着不会和发展中国家在比较优势上全方位趋同，进而意味着自身利益不会受到颠覆性损害。这样的均势，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既意味着可以从技术和产业上卡对方脖子的能力，从而也意味着互相不会从技术上卡对方脖子的“可信承诺”，意味着发达国家眼下和未来都可以顺畅地和发展中国家开展技术和贸易投资往来，而不用担心自身福利受损，各国都没有激励频繁挑起技术和贸易摩擦。

于我国而言，如果能够在眼下就形成这样的技术和产业安全格局，那么眼下已经遭遇的技术封锁力度不会进一步加大，并有可能在未来逐步缓解，产业断链的风险才能逐步消除。

围绕第二种承诺机制，有几个问题需要说明。

首先，我国做出这样的承诺，并不意味着我国在不追求占据前沿的领域内彻底放弃研发活动，只是说我国在这些领域仅储备和积累低于前沿技术的能力。

其次，之所以要做出这样的承诺，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重要原因，即单个国家，无论是今天最发达的国家，还是未来最发达的国家，事实上都不可能在全部技术和产业谱系上保持领先地位，做不到360行，行行皆状元。既然未来做不到，那就不如眼下做出有限目标的承诺，形成有利于博弈各方的格局。

再次，秉持上述技术安全观，做出不谋求在全技术和产业谱系上追求前沿的承诺和安排，我国会不会“自废武功”，能不能确保技术和产业安全，能不能使我国真正赢得其他国家在技术和产业上的合作？这还取决于我国在自己所要发展的120行内能否真正成为状元，能否在别国从其他领域卡我国脖子时，对等地甚至更大力度地实施报复。只要我国在自己所要发展的120行内能通过技术能力累积效应形成正反馈，牢固地保持自身优势，那就能够确保技术和产业安全。

两种承诺机制之下形成的均势，都能推动各国跳出前文所说的囚徒困境，全球化深入发展将具备基本前提。与第一种承诺机制相比，上面的第二种承诺机制也许更贴近现实。而该承诺机制要付诸实施，需要提议设置如下的国际经贸治理议程。

落实上述基于均势的技术和产业安全格局，一方面要求我国提议相关的全球治理议程，做出不在全技术和产业谱系上追求全球领先的可信承诺，另一方面也要求发达国家在这样的议题下采取切实行动。为此，还需要设置“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零出口限制”和“对等”议程，引导国际经济规则重塑。下面结合最近一段时间国际经济治理领域的新形势，特别是中美经贸关系的形势，具体加以分析。

1.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零补贴提议对我国的挑战

美国自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挑起了一系列国际经贸摩擦。特朗普曾提出国别间经贸关系要“对等”（reciprocal），并于2018年6月G7峰会上提出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零补贴的“三零”。从字面上看，与“三高”（高关税、高非关税壁垒、高补贴）甚至“三中”和“三低”比起来，与目前实际发挥作用的国际经贸交往规则相比，“三零”是更加开放、更加自由、更高水平的国际经贸交往规则。

有人认为，“三零”和“对等”从来就是美国开全球化倒车的借口，因为这根本不可能实现，注定只能是一个口号。这种看法有事实根据。美国不断挑起贸易摩擦，退出了原来签署的一些区域性贸易投资协定，甚至威胁退出WTO。

但也要看到，美国在主要针对我国挑起贸易摩擦的同时，也的确秉持“三零”精神，和欧洲、日本进行了多次三边谈判，达成了一些初步共识，并有意识地在初步达成的意向中限制参与谈判各方与“非市场经济国家”开展经贸往来（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Commerce，2018，2019）。这似乎又表明美国提出“三零”是认真的，最终目的是推动形成更加对等、开放、自由、高水平的国际经贸往来规则。回顾奥巴马政府推动形成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可以预判，即使美国政府更迭，民主党重新执政，也将朝着“三零”方向推动形成更加自由、更高水平的国际经贸规则。

我国在和美国艰难谈判的同时，采取了与美国截然不同的做法，积极主动扩大开放领域，提高开放程度和层次，扩大深度开放的地域，在人类历史上首次举办进口博览会，以实际行动向国际社会表明我国坚定扩大开放，引领和推动全球化向更高水平迈进的主张。尽管如此，目前为止的中美谈判中，我国并未赢得充分的主动。

放眼未来，如我国长期对“三零”不接招，有可能面临多方面挑战。首先，“三零”代表着比现行规则更开放、更自由、更高水平的国际经贸交往规则。可以预期，如果美国将来对WTO改革提出什么系统性主张的话，很可能以“三零”为蓝本。应该说，“三零”很大程度上与我国一直倡导的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主张并不矛盾。无论在中美双边往来还是在涉美的多边经贸规则如WTO改革中，我国对“三零”置之不理虽无不可，但姿态上比较被动，道义上处于下风。

其次，“三零”虽不可能按照其字面含义百分之百落实，但美国确实秉持其精神和欧、日进行了多次谈判，达成了初步共识，并有意识限制各方与“非市场经济国家”开展经贸往来，旨在排斥我国。如这些共识成为主流，我国外部经济环境将明显恶化。

再次，新冠疫情暴发前美国就有人推动与我国脱钩，疫情暴发以来该态势更明显。脱钩不符合我国利益。但我国如对“三零”长期不接招，则美国可能以下列理由推动脱钩：虽然美国愿以“三零”原则开展经贸往来，但中国不接受，可见中国不愿意推动全球化深入，所以美国只能以“三中”甚至“三高”作为权宜之计，直到中国接受“三零”。如果中美真的在一定程度上脱钩，全球经贸往来分化为以中美为核心的两个体系，则我国不仅在经济利益上不会受益，美国也很有可能以我国拒绝“三零”为由，诿过于我国，我国在道义上更加被动。

可见，我国长期对“三零”高挂免战牌，并不符合自身利益。那么，我国接招“三零”的困难在哪里呢？从关税看，根据《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8）引用的世贸组织数据，2015年中国贸易加权平均关税税率已降至4.4%，已接近美国（2.4%）和欧盟（3%）的水平。从非关税壁垒看，各国都有从自身情况出发设置的壁垒，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壁垒也并不少。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也与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要求相吻合。我国接招“三零”中的“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虽有一定难度，但难度并不太大。

接招“三零”难度最大的是“零补贴”。美国固然也有大量针对企业的五花八门的补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8），但一般认为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对企业的补贴力度更大。我国的补贴有弥补国有企业亏损方面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促进研发、创新和产业升级。

我国出于促进技术研发目的而补贴企业，美国则在一定程度上以我国补贴为借口对我国实施高技术出口限制。我国不接招“三零”和美国实施高技术出口限制互为因果，形成一个“死扣”，导致美国对我国高技术出口限制日益加剧。美国历来对我国有高技术出口限制。贸易摩擦爆发以来，美国变本加厉，许多部长级官员公开针对华为5G技术、我国军民融合战略等，提出对抗的“阳谋”。可以预期，如果不能找到富有智慧的解决办法，不能转圜中美关系，美国将针对我国实施更多、更严的高技术出口限制，我国产业断链风险会更大。

从我国角度看，美国高技术出口限制固然阻挡不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倒逼我国本土创新，但毕竟会影响我国技术进步速度和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不符合我国核心利益。为此，我国也就不得不增加对企业的补贴。从美国角度看，高技术出口限制不利于缩小其对我国的贸易逆差。这样一来，上述“死扣”导致的结果，将成为美国升级贸易摩擦的借口，美国会把其贸易赤字归咎于我国没有实现“三零”，而不从其自身的高技术出口限制上寻找原因，导致我国更加被动。

2.设置“四零”和“对等”的经贸议程，推动形成均势格局

综合考虑所有上述因素，为避免中美经济脱钩和全球经济体系分割为两个体系，更主要的是，为了推动形成基于均势的技术和产业安全格局，我国应在做出不追求全技术和产业谱系领先的承诺并主动扩大开放的同时，拓宽思路，审时度势，择机设置国际经贸议程，以赢得主动。

具体而言，一种方案是接招“三零”，并把高技术出口限制也作为一种贸易壁垒，纳入“三零”中的“零非贸易壁垒”议题下，展开谈判。

另一种更加主动、特色更鲜明的方案是设置“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零出口限制”的“四零”和“对等”的国际经贸议程。这有几方面考虑。

第一，该议程代表的是真正高水平的全球化，是比目前国际上各种提议更加开放、自由、更高水平的关于全球经贸往来规则的系统主张，是一个可以避免全球分裂为中美分别为核心的两个体系，推动形成基于均势的技术和产业格局，引领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占据道德制高点的谈判起点。

第二，围绕取消补贴（或者补贴纪律）和取消高技术出口限制开展的谈判，实际上就是各主要国家在技术和产业谱系上划分大致界限、形成均势的一个机制。

第三，我国提议该议程可借力打力，可在包括中美经贸谈判的国际谈判中以攻为守，化被动为主动，更好地维护自身核心利益，更好地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设置“四零”议程，我国虽然接了“三零”的招，但“零出口限制”也对美国进行了强力反制，美国如拒绝“零出口限制”，就会失去道德上的合理性，推动和我国经济脱钩也就失去了口实。美国如果愿意在该议题下和我国开展谈判，将有利于全球技术和产业体系顺畅运转，也有利于我国获得长期发展所需的技术，更好地保障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我国对企业进行补贴的必要性相应降低，也将推动美国缩小贸易逆差，因而符合中美双方利益。

第四，设置该议程未必会损害我国的核心利益。这是因为，全球实际经贸运行规则从来都是谈出来的，而最终谈出来的格局，与谈判起点是“四零”还是“四高”（高关税、高非关税壁垒、高补贴、高出口限制）抑或是“四中”，关系并不是非常直接、非常紧密。以“四零”为起点的谈判，一定是在关税、非关税、补贴和出口限制方面“掺沙子”，往“非四零”方向做一定幅度“后退”。以“四高”或“四中”为起点的谈判，则一定是在关税、非关税、补贴和出口限制方面加以削减，往“四零”方向做一定幅度“前进”。我国可以把承诺不追求占据前沿的技术和产业领域，与要求美国取消这些领域技术出口限制相挂钩。

第五，以该议程引领全球经贸规则重塑，并不带有地缘政治方面的诉求，较之我国提出的其他内容和形式的发展倡议，更容易获得其他国家特别是北美和欧洲国家的理解。

第六，我国可主张在该议程下赋予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一定的“非四零”待遇，以赢得它们的支持。

技术和产业能力均势格局，和“四零”“对等”的议题之间有内在关联。不难理解，如果我国推动形成基于均势的技术安全观，则出于技术升级考虑而补贴企业的动机就会弱一些，从而就更容易接招“零补贴”，进而可以更主动地设置“四零”议程。但现实当中，这些并不容易做到。比如，按照只做120行状元的思路，我国该把哪些技术领域列为120行之外呢？所有部门都想为国争光，都认为国际上的技术封锁正是自身行业大发展的契机，只要国家给足够补贴、给全方位政策支持，一定可以自主实现技术突破，打破国际上的技术封锁。各行各业都希望借助国家补贴实现突破，动机是好的，但国家资源有限，而且全面技术赶超的姿态和战略安排也不利于赢得国际上的信任。为此，通过深化改革和政策上的统筹协调，平衡好这些关系，节制住全方位技术和产业赶超的冲动，把有限资源用到我国真正具有优势的地方，才能形成符合我国核心利益、有利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环境。